没有一个人类精子库规定的最佳年龄，但是将供精出生的事情拖到孩子从其他地方得知，往往会使信任问题更难以解决。
现实中，家庭要先区分两件事情，孩子是否要知道自己受孕的背景，以及捐精者是否可以被孩子识别，并不是一个问题
根据现有供精管理规定，精子库，医疗机构与捐精者间实行保密、双盲管理，孩子知道并不代表可追查捐精者的身份。
因此，时机取决于孩子的理解程度、家庭准备程度以及医疗场景需要，不能只看一个固定年龄。
办理供精的时候，正规人类的精子库会留下精源筛查，冷冻样本的管理，受者的知情同意以及资料的保密等记录。
供精机构必须具备精子库资质及设立审批条件，接受年检，质量管理，伦理审查和卫生健康部门监督。
捐精者筛查，精源使用的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都是为了降低遗传风险和控制失控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制度不能帮助家庭进行亲子沟通
家长最易误解的一点是，将“孩子小”理解为“完全不必知道”。
幼儿阶段不一定懂得受精、捐精以及家庭关系的含义，但是日常的谈话已经建立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是通过医学的帮助来到了这个家庭。
这样的表达不需要讲完成人世界中的细节，也不需要说“你不是父亲的孩子”这类会造成断裂感的话。
可从家庭形成说起，表明当时父母要求人类精子库供应的精源，经受精等辅助的生殖过程，才有了孩子。
当孩子进入可以追问“为何”、“那个人究竟是谁”的时候，就需要将信息说得更为准确，不能再用编造出的故事来堵住。
这里的正确，不是说捐精者将来见面，也不是说精子库是能提供完整的身世档案的所在。
根据现行制度，捐精者与受者家庭一般处于双盲状态，精子库不会对家庭透露捐精者的个人身份，孩子也不能凭此主张直接得到身份信息
有的家庭担心，提前说会伤害孩子，其实更大的风险是在青春期，查体，商业基因检查或者亲属谈话中发现了真相。
突然发现所带来的冲击，往往不仅仅是供精本身，还包括父母长时间隐瞒，家庭成员的说法不一致，以及孩子的怀疑自己是否一直被骗。
因此，较为稳妥的做法就是从小用年龄相称的办法逐步告知，而不是等待一次性的“宣布事实”。
如果孩子十几岁乃至成年的话，家长也别为追求所谓的完美时机而继续拖延，可以先确定事实口径，再选择比较平静、私密、不接近考试或者重大冲突时间进行沟通。
说话的时候先说父母当初为什么进入了辅助生殖的过程，再说供精是如何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以及人类的精子库中完成的。
孩子问捐精者是谁，可如实说明保密制度与双盲安排，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别暗示家长可以通过关系，跨省的调配记录或者其他途径查人。
跨省调配并非个人查询渠道，精源流转要服从审批，质量控制与监管要求，非正规渠道得到的信息无法保障。
孩子询问“我是否有问题”,回答要明确，供精是父母在面临生育困难的时候采取的医疗方式，并不代表孩子存在缺陷，也不代表捐精的人是父亲。
孩子询问“你们是否不爱我”,不要急于讲法规，也不要驳斥他的情绪，可以先承认此事确实会让人困惑，难过或者生气。
陪伴不是说服孩子，而是允许他不断问同样的问题，允许他暂且不接受，也允许他要暂时停止谈话。
家长要准备好就医记录，知情同意的材料以及可以公开保存下来的家庭说明，但是涉及捐精者的身份，遗传筛查的原始资料以及其它个人信息的时候，要遵守个人的信息保护。
如果孩子长期失眠，明显避开家庭成员，强烈自责或者情绪失控的话，家庭可以找有资质的医院进行心理专业的评估，不要自己给孩子贴心理疾病的标签。
医疗机构可以解释辅助的生殖和供精过程，精子库可以表明资料管理的界限，家庭需要承担日常的陪伴和关系的修复。
需要提醒的是，供精管理中遗传筛查并不是对未来的健康绝对的保证，孩子长大了如果有就医的需要，应该向正规的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受孕情况。
这并不意味着将孩子当作风险清单，而是要求医生在必要的时候知道受孕的方式以及可以获取的家族健康的信息。
判断时机的时候，可以看看孩子是不是已经能够理解出生方式和家庭关系可以同时存在，家长是否能够在被追问的时候保持一致，家庭是不是准备好长期的回答。
如果以上三点都没有做好的话，先做家庭内沟通与专业咨询，比匆忙讲完后要求孩子立刻释怀更好。
但是“等他永不问”并非计划，孩子从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中获取精子出生的事实，最好是由最信任的家人在可以理解的语言中逐渐告诉他。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