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改变，并非将精源匹配转变为受者自由选择，而是由“外观与血型相似”逐渐转变为“医学适配，风险控制与全过程可溯”。
在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中，精源并非商品，也非捐精者和受者直接相见的相亲资料。
供精一般采用双盲管理，受者无法指定一位捐精者，捐精者也无法知道精源最后用于哪个家庭。
早期公众谈匹配，最常提及的是血型，身高，体重，发色，眼色与面部特点。
这些项目没有因管理变化而完全消失，受者家庭依然关注后代的外貌是否有明显差异，医疗机构也应当在知情同意的范围内予以说明。
但它们目前更像是匹配的一部分，并非决定精源是否能使用的唯一依据。
真正在前面的是，捐精者是否满足筛查要求，冷冻样品是否通过复核与质量检验。
捐精者应按人类精子库招募，体检，实验室检测及随访要求进行评估，涉及传染病，遗传方面的风险以及生殖健康方面的资料均应纳入供精。
具体的筛查项目以及判定标准应当是现行的《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以上文件为准，不能用网上流传的捐精标准表替代正式审查。
精源匹配不仅取决于捐精者本人的检测结果，还取决于样本身份，编号，冻存位置，复苏情况及使用记录能否逐一对应。
这是近年来管理思路的明显变化。
以前普通人更倾向于将匹配理解为医生从一群精子中挑选一个条件最好的，现行制度更注重每一个冷冻样本都要在授权范围之内流转，任何环节都可追溯到责任记载。
外貌匹配是否被取消。
没有。
但是外貌，血型等信息要在医学安全，伦理审查与双盲原则下，不能因受者偏好而突破捐精者的隐私保护，也不能因此要求公布身份信息。
知情同意重点也比以前更加明确，受访者需要知道供精辅助的基本过程，可能的风险，保密安排以及精源的使用规则，然后由正规的生殖机构按照程序进行。
这并不是要求受者签署一个形式的文件，而是要讲清楚精源的来源、使用的边界以及信息保护的责任。
另外一个变化是，对遗传风险与家系信息重视度提高了。
在人类精子库进行招募和筛查的时候，需要留意捐精者以及家族健康的信息，并结合检测的结果来评估。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保证出生的孩子没有疾病，由于医学筛查的范围和局限性，遗传风险不能被简单地归零。
因此，匹配原则已由“像不像”转变为“是否有已知的不适合使用的风险，以及信息是不是足够安全使用。”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也是匹配管理的部分。
它们并非仅限于捐精者的收入或者参与的次数，而是为了降低同一精源过度使用后产生的潜在近亲的风险，使人类精子库能够掌握样本的去向。
具体上限与执行口径取决于现行规定和机构管理规定，不可信任个人中介所说的“全国一个名额”或者“可以另行安排”。
近年来，信息化记录与监管核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人类的精子库要保留捐精者的筛查，样本的处理，冷冻的保存，出库的使用等资料，接受资质的管理，年检或者相关监管的检查。
精源跨省的调配不是一般的快递业务，涉及设立的审批、供精的规范、样本的运输以及接收机构的资质等，需要按照批准的范围和监管的程序来办理。
无人类精子库的个人，机构或中介，不能为家庭提供精子源。
从地下渠道获取的样本，既不能确定捐精者的健康状况，也无法确定样本的身份，保存条件以及使用次数，出现问题还可能会涉及非法购买精源，个人信息泄漏以及医疗责任的追究。
有些人认为现在匹配比以前更加死板，因为医生无法满足所有的个性化需求。
这正是双盲与伦理审查的作用，制度保护捐精者与受者家庭，也避免以财富，学历，职业或所谓的“优秀基因”来选择。
至于“这些年是否开始按基因选精源”这个说法不确定。
正规的供精管理关心的是已知的疾病风险，医学适配以及安全使用，而不是为孩子预订一种智力，性格或外貌，也不存在精源匹配来确保某种天赋的机制。
各地的人类精子库可能在预约材料，告知方式以及信息记录上有所不同，但是不能超出国家规定资质，保密，筛查和双盲的要求。
一般人判断一个匹配的安排是否合法，首先要看提供方是否为卫生健康部门批准成立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是经批准进行辅助生殖的医疗单位。
再看是否得到正式的知情同意，医学评估以及样本登记，而非看对方能否展示捐精者的照片、学历及联系人。
若对方承诺可指定个人，绕过筛查，保证一种遗传特征，或将跨省供精说为私人转运，基本上已经偏离了正常精源匹配的原则。
最后要记得，匹配的关键变化并非选择的空间变大，而是安全界限、责任记录以及隐私保护放在了更为靠前的位置上，具体情况还是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