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类精子库进行精源匹配的目的，并非是让受众像挑选商品一样挑选捐精者，而是在匿名，医学安全以及辅助的生殖适应证间进行有限的匹配。
这件事看上去像“选人”,实际上是人类精子库与提供精子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依照现行规定一起完成的一个医学管理过程。
受害者一般不能直接看见捐精者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及完整的个人资料，也不能指定一个捐精者。
能否使用一份冷冻样本，首先要看捐精者是否已完成规定健康评估，传染病筛查，遗传学方面的检查及精液质量的检测。
样本还要冷冻保存，复核与出库管理，只有符合人的精子库资质和供精管理规定的精源才可以进入临床应用。出库时还需要复核与记录。
匹配一般会考虑到供受双方血型等相关的医学信息，也会在现行的技术规范范围之内参考必要身体特征的资料。
这里的参考并不是无限制地根据外貌，学历，职业或者家庭偏好来定制后代，也不是按智商，颜值以及成功概率来排序。
人类的精子库职责是将符合要求的精源安全，合法地提供给经过审批的辅助生殖方面的医疗机构，而不是一个能够自由浏览捐精者的数据库。
医疗机构在接诊之前，首先要确定是否有供精的人工授精或者供精的体外受精这类技术适应证，然后根据受者的病历，检查结果以及知情同意来提出精源的使用要求。
人类的精子库依据需要进行匹配与调配，相关人员需要核对受者的身份，样本编号，血型以及其它必要信息，出库时还需要复核与记录。
因此，真正匹配的重点往往不在于“像不像”,而在于样本是不是合格，信息是不是对应，流程是不是可追溯。
外貌的相似性不是完全不需要考虑的，但是它受到匿名的制度、样本的管理能力以及医学规则的限制，不能超越安全和合规的要求。
同一个捐精者精源的使用受精源使用的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等管理规定的限制，目的是减少近亲婚配的风险，也避免一个精源不受控制地扩散。
这个上限并不是医院或者受害人可以自己突破的内部标准，涉及跨机构，跨地区调配的时候也要遵守人类精子库的记录和监督要求。
跨省调配不是个人拿报告到另一个省份去领取样本，是否可以调配，取决于设立的审批、供精的管理规范以及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具体的要求。
双盲管理下，受众一般不知捐精者是谁，捐精者不知精源最后用于哪个家庭。
医疗机构与人类精子库能够掌握到管理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工作人员不可以将无关个人资料交付给受者，也不可以通过熟人或者网络或者私下联系来突破保密的要求。
知情同意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捐精者的信息都交给受者，而是要讲清楚技术性质，可能风险，替代方案，隐私保护以及法律责任。
受访者在获得知情同意之前，如果对精源的来源，样本管理或者资料的使用范围有疑问的话，应当向使用技术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咨询，而不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找到所谓的更详细的donor资料。
目前最易被误解的是，将“符合匹配的原则”理解为“确保孩子不会得病”。
现行筛查降低了部分传染病与遗传的风险，但不能覆盖所有的疾病，也不能确保出生结果、发育状况或将来健康。
人类基因与疾病的关系复杂，检测项目有限，检测方法有界限，捐精者当时经过筛查也并不意味着其家族与后代不存在风险。
如果样本使用后发生与遗传，传染病或重大不良事件相关的新信息，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做好风险评估，记录和报告工作，必要时可暂停使用，追踪核查。
这也是为何人类精子库要保留完整捐精者的资料，样本编号，检测记录，冷冻保存的记录和出库的记录。
记录并非是为了让受众以后去“查人”,而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追溯到样本和责任的环节。
捐精者隐私受到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人格权的相关规则的保护，受者家庭生育的信息也要保密。
出了问题，责任也不是说一句“匹配错误”就可以概括的，而是看筛查，复核，保存，运输，出库与临床使用谁负责。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经过设立审批，质量管理，年检或其他监管检查，辅助生殖医院也需要在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技术。
伦理审查的重点是，受访者是否有知情同意的能力，精源的使用是否合法，隐私的保护是否充足，技术的应用是否满足医学伦理的要求。
所以，现状可以说是“有匹配但没有自由的选择，有筛查但没有绝对的保证;”有匿名但不是没追责”。
不同地区预约衔接，资料告知以及调配安排可能会有不同的执行情况，具体还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的文件。
一般人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走正规路线，可先看它是否是经批准开展有关技术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医院，然后看是否能够说明样本的编号，知情同意，冷冻保存以及出库复核制度。
如果有人说可以让受众直接选择捐精者，提供真实的身份，或者避开筛查与双盲管理，不是匹配更精准，而是脱离监管。
非法供精受法律与医疗质量保护，精源来源，健康状况及后续责任无法确定。
判定精源匹配合不合规，不要只问“长的像不像”,要问样本是从哪里来的、谁审核的、怎么追溯的，是否在批准供精辅助的生殖过程中完成。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