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最大的是，不是供精由“不能用”转为“谁都可以用”,而是适应症由单纯看男性的精液结果转为同时看病因，遗传风险，传染病风险以及夫妻双方整体状况。
早些年，公众认为供精适应症较为简单，常被理解为男性的无精子症或者严重的少精症。
目前的实际审核并不仅仅是看一张精液的检查单，而是由批准用于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综合病史，检查结果及以往治疗情况来判断。
这里要先区分两个步骤。
人类的精子库是负责捐精者的招募，筛查，冷冻样本的保存，质量检测以及精源的使用管理的。具体供精的人工授精或者供精的体外受精，需要有相应的资质辅助生殖医院来实施。
因此，所谓的适应症变化，既包括临床上哪些情况可以考虑供精，也包括精子库能否提供合规的精源，医疗机构能否依法开展相关的技术。
以往的判断更倾向于“是否有精子”。
如果男方得不到可辅助生殖精子，或经规范评估后的自体精子不能满足受精的需要，供精常常会被讨论。
现在判断更细了些。
男方可能会出现不可逆性的生精障碍，也可能存在明确遗传性疾病的风险，或者不适合用自身精子的其它医学因素。
一些情况下，男性也可能会有危及供精安全的传染病危险。
这些问题不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也不能用一次检查的结果来换取供精的资格。
医疗机构一般需要核实病史，安排必要实验室检查及遗传风险评价，确定是否有适合自体精子的治疗途径。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男方有什么异常，就一定可以要求供精。
现在的管理更注重医学必要性与风险评估，医生还要评估辅助生殖的适用范围，妊娠风险和受者一方身体的条件。
因此，适应症总的来说是由粗线条变为重视证据与过程记录的。
另外一个变化是供精不再是简单的“换一个精子”。
供精包括捐精者的筛查，精源的冷冻保存，样本的复核，双盲管理，知情同意以及后续的追溯。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按照管理办法，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开展工作，捐精者需要进行身份核验，健康检查以及相关筛查
精源入库后，并非马上交给一个家庭，而是通过质量管理与使用权限的控制。
受者家庭需在医疗机构进行告知与知情同意，了解供精技术性质，可能风险，亲子关系的处理以及隐私保护的安排。
这些年公众感受最深的变化是，对合规来源与全过程留痕要求更加明确。
以前有人将供精适应症解释为医院开张证明，精子库可配样本。
其实，适应症成立仅仅是医疗判定的一部分，不能超出精子库资质，医疗机构资格及伦理审查范围。
供精的人工授精与供精的体外受精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技术路径，具体使用哪一种，需要正规医院根据适应症及医学评估来决定。
还有一个易混淆的部分，就是“适应症的扩大”与“可选择的范围扩大”并不相同。
现在对于遗传病，感染风险以及生殖医学的安全认识更加细致，可能使以往未明确分类的状况得到更为规范的评价。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根据外貌，学历，职业或个人喜好自由选择捐精者。
供精严格保密、双盲管理，精源使用受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质量的追踪等制度限制。
这些限制目的是减少同一捐精者的精源过量使用所带来的医学与社会危险。
跨省调配不可以个人或者一般机构自己安排，要符合精子库的管理以及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督要求。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变化还表明责任链更加清晰。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受到设立审批，技术质量控制以及年检等方面的监管，辅助生殖医院需要负责适应症判断，知情同意及诊疗记录，伦理审查需要关注受者的权益，风险比例以及相关的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
如果有人从个人渠道买精源，或者接受无资质机构的供精服务，表面上可能避免了一些手续，实际上也避免了捐精者的筛查，样本的检测，双盲的保密以及责任追究。
这种方法无法受到正规医疗保护，健康与人格权益无法保障。
判断这些年是否真正发生了变化，可以看三个事情。
一、医疗机构是否依据现有辅助生殖的技术规范开展医学评估，二、精源是否来源于经过设立的审批的人类的精子库，三、是否完成了知情同意，伦理审查以及样本使用的记录。
如果只是说“现在供应量放宽了”,而不知道依据哪一份现行文件，由谁来评估，精源来自何处，这种说法不应当作政策结论
具体的适应症还需要依据国家卫健委、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出台的现行文件，以及正规的医疗机构当面评估。
本文只是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的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