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制度中，供精伦理的审查并非单独盖章的一环，而是嵌入人类精子库的审批，捐精者的筛查，精源的保存，供精的使用以及受者的知情同意的一套责任体系。
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能不能使用这个精子”,而是这个精源是从哪里来的、谁能使用的、使用到了什么程度的、发生争议之后能否追溯。
人类的精子库首先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设立及开展业务需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
伦理审查一般由医疗机构或精子库设立伦理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内容包括捐精的过程，供精的管理，受者权益的保护，隐私的保密以及异常的处理。
因此，伦理委员会并非为行政部门提供精子库资质，也并非为临床医生做出每次诊疗的决定。
它更像是一个独立的风险评估和权益保护过程。
捐精人进入流程后，应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进行健康检查，遗传方面的评估以及传染病的筛查，并签署相应的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签一个表。
其中应当告知捐精者捐精的用途、样本的保存与使用方法、隐私保护的安排和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可撤回的事宜。
受者进行供精治疗的时候，也需要由经批准从事人类辅助性生殖技术工作的医疗机构进行告知与知情同意;
这个同意应该包括供精的基本性质、可能面临的医学风险，亲子关系与隐私问题，和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的管理建议。
伦理审查重视的是告知是否是真实的，受众是否有自主的决定权，而非用一个“签字了”代替所有的沟通。
双盲与保密是现有供精管理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捐精者与受者不能互相识别，临床使用中也不能将个人身份随便透露给无关的人员。
精子库要分级管理捐精者资料，检测结果，冷冻样本及使用记录，留可核查记录。
这并不代表发生医疗安全事件的时候所有信息都不能被使用。
在遵守法定权限、必要程序的前提下，相关的监管部门或医疗机构能够依法调取相关记录，用于安全处理、质量追踪、责任认定等。
伦理审查也要看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是否执行。
限制一个捐精者使用的范围，是为了减少后代间偶然形成的高血缘关系风险，也避免精源过度商业化使用。
具体上限与统计口径应依据现行规定和当地实施文件办理，不能将网络流传的数字视为全国统一答复。
供精不是一个人的交易。
人类的精子库不能将冷冻样本交给个人，医疗机构也无法绕开资质，筛查，双盲以及知情同意，接受不明精源。
地下供精虽然省去了审查，但实际上也省去了疾病筛查，样本追踪以及责任的承担，当发生健康损害或亲子纠纷时，相关权益难以受到法律保护
跨省调配也不是机构间打招呼就可以的。
涉及精源的运输，接收，质量控制以及使用记录的，应符合供精的管理规定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督要求。
各地可能在材料衔接，伦理委员会的设置以及信息报送方面存在执行差异，但不能因此使跨省调配成为无记录流转
现在最易误解的一点是，将伦理审查视为一次性审查。
实际上，精子库运行过程中还要进行质量控制，年检或校验，受卫生健康部门和相关监管系统的检查。
捐精者的条件改变，样本质量问题，信息泄露，超过范围使用或投诉争议，都可能引发重新评估，暂停使用，调查和追究责任。
涉及人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的时候，还要依照伦理审查的有关规定进行研究伦理的程序。
但是科研伦理的审查不能代替人类的精子库资质，也不可代替辅助的生殖技术临床审批与供精管理的要求。
现实中的弱点，往往不在于纸面上是否存在伦理委员会，而在于委员会意见是否能传达到业务系统，精子库记录是否与临床记录相匹配，异常情况是否能及时报告。
一般人判断一个机构是否合法，可先看其是否为卫健部批准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医院，然后询问供精的来源，知情同意，保密管理，样本追溯以及投诉的处理由谁来负责。
对方若只说“精源好”,而回避资质，伦理审查与记录保存，则不应将宣传视为合规证据。
具体的规则还是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公布的现行规定为准，如果发现非法供精或者疑似违法使用精源，应当向卫健委反映，而非自行承担责任。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