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源紧缺的原因，拆开原因看。
精源紧缺，往往并非某一家人类的精子库忽然没有样本，而是捐精者的来源，筛查淘汰，使用限制以及地区分布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出现。
最容易忽视的是，可以报名的人不代表是合格的捐精者，完成捐献者也不代表最后都可以成为临床上的冷冻样品。
人的精子库精源不是一般商品，不可以个人出售，也不可以临时找供精者填补空缺。
从供给端来看，第一道门槛就是愿意报名者本来就少。
捐精者需承担身份核验，健康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及遗传评估，并按规定完成留样，复查及随访等工作。
这些程序并非报名当天完成就可以结束，一些检查结果需要复核，样品也需要冷冻保存及质量评估。
有的人在初筛时不符合要求，有的人因复查无法继续，有的能提供样本，但未完成规定的流程。
因此，宣传上的报名人数，不能直接计算为可供使用的精源的数量。
第二个门槛就是质量控制自身会导致筛减。
精子库需按精子库要求。《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按现行规定管理样本，涉及检测，标识，保存，复核与放行的各个环节。
样本如果检测结果，保存条件，信息记录或者质量评价不符合要求，不能为增加库存而强行使用。
这也就是精源紧缺与一般库存不足的不同，前者受医学安全与伦理审查的制约。
供精管理实行双盲与知情同意，并非把信息隐藏起来那么简单，而是避免捐精者，受者家庭与医疗机构间产生不可控制的直接关联。
捐精者不可以指定一个家庭，受者也不可以像购买商品那样挑选一个供精者。
这样的安排降低了身份暴露，亲子关系的纠纷以及利益交易的风险，但也表明精源无法根据个人临时需要迅速调取。
再看使用上，需求增加不仅来自于出生人口的变化。
不孕不育的家庭在进行辅助生殖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男方没有精子，严重的少精弱精或者遗传风险等原因，经过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评估后进入到供精辅助的生殖过程。
医疗技术的可及性增强，公众对正规的供精了解增多，也促使合规需求更多地进入人类的精子库以及获批辅助的生殖设施。
需求上升了，库存也不一定会同时增加，因为每一个精源都有清晰的使用范围与管理记载。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是为了减少同一捐精者产生过多后代之后可能引发的近亲婚配以及遗传管理的风险。
具体上限视现行规定及管理要求而定，不得由个人或机构或中介放宽。
这将带来一个可见的结果，某些样本即便检测合格，也可能会因达到管理的上限而停止再分配。
因此，库存中的样本数量与真正可以使用的样本的数量并不是一回事。
地区不同也会增加紧缺感。
人类的精子库设立需要经过审批，有相应资质，人员，场地，设备以及质量管理要求，不可以每个城市都设立。
供精治疗需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辅助性生殖机构进行，精源调配应符合管理规定。
有些地方捐精者集中，需求不大，有些地区医疗需要较多，但是本地精子库有限。
跨省调配不是一般物流，涉及审批，质量责任，信息保密，运输保存与接收登记，不能因某地紧缺而私下转运冻样本。
这就是为何有人觉得“全国都需要”,但是具体到某一地区、某一时间段，仍然可能会出现可用的精源不够。
监管要求越来越严格，也使表面上的供应变少。
年检，质量评价，设备维护，人员资质及信息安全，都决定了精子库能否继续运行。
如果机构资质，技术条件或者质量管理不达标，相关样品不能继续使用正常渠道。
这并非是把精源给扣住了，而是将不符合要求的样本挡在了临床上。
《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人类的辅助生殖管理要求，也要求机构保密捐精者及受者信息。
信息系统，纸质档案以及样本编码如果存在管理不当的情况，将会对双方的权益产生影响，因此机构不应该为了提升周转速度而减少核验标准
另一个常被人误解的原因是，捐精者不是越多就越好。
若招募无统一标准，筛查能力不足或样本记录不全，增加的或许是管理风险，而非安全精源
真正能够缓解紧缺的是，在合规的基础上扩大有效的招募，提升筛查和随访的效率，减少无效的等待，使有资格的精子库按照规定共享和配置资源。
卫生健康部门和精子库以及辅助的生殖机构一起承担责任，不是通过中介撮合，也不是个人提供私人精源。
非正规的供精不能确定捐精者的健康状况，也不能确保样本的保存，双盲管理以及后续追溯，出现问题还可能会涉及非法的买卖精源以及个人信息的泄露。
判断一家机构是否“缺精源”,不要只看网上帖子或中介的说法。
首先看它是否为经批准人类精子库，在进行治疗的时候，需要核实辅助生殖的审批资质以及当前公开的流程。
具体是否登记、等多长时间、是否需跨地区调配，请以机构书面通知及国家卫健委、省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精源短缺的根本原因，并非某个环节失灵，而是安全的门槛、供需的变化以及区域资源的不平衡所导致的。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