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源供需不足，首先是“想要使用的人”减少“愿意捐献的人”,而不是合格的冷冻样本在正规医疗过程中可使用的数量是否与真实助孕需求相匹配。
需求端最易被看错的地方，是一个家庭需求，往往不是一个样本就可以结束的。
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辅助性生殖机构中，供精人工受精，使用供精体外受精等过程均需经医学评估，知情同意及伦理审查
因此，需求调查不仅要看有多少家庭需要供精，还要看多少符合适应证，多少人已进入治疗，多少周期最后实际使用精源。
这几个数字不一样。
有的人只是咨询，有的人做完检查后暂停，有的因身体条件，婚姻家庭或其他医学原因未进入治疗，有的已用供精样本一次未成功。
如果把这些人都算作一种“需要”,缺口就被夸大了。
反之，仅以当年的实际消耗冷冻样本计算，也可能低估了排队，等待匹配以及再次治疗的后续需要。
需求端的调查，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将公开统计，精子库的业务记录以及受者匿名的问卷放一起看。
公开统计可以说明辅助的生殖服务的总体规模，但不一定单独提供精子。
精子库可以处理申请，审核，保存，发放等事宜，但是不同的机构记录的口径不一定一致。
问卷可以填补等待时间，地域可及性以及信息理解度，但不能代替医学诊断，也不能直接计算全国缺额。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从第一次咨询到进行供精治疗中，哪一步使需求停止了。
有的人是卡在适应证上确认的，有的人卡在配偶一方知情同意的，有些人是检查和复核的，还有的人面临的是无法选择的精源。
这里“选择少”不能解释为购买商品的自由选择。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保密的，捐精者和受精者不直接接触，供精的资料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用来医学匹配与安全管理的。
受访者能获取什么信息，取决于现行的供精管理规定、知情同意的文件及医疗机构告知的范围，不可以自己向工作人员要捐精者的身份。
需求端还存在一个常被忽视的时间方面的因素。
捐精者进行筛查之后，样品需要经过检测，冷冻保存以及必要的复检过程，符合条件之后才可以进入可用范围。
因此，今天增加的捐精者，并不代表今天就增加了可以治疗的精子。
要是只统计捐精的报名人数，就会将“潜在供应”误作“有效供应”,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地区的咨询量上升之后，临床端仍然很紧张。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也会影响到需求侧可分配的数量。
这些限制目的是控制一个捐精者精源的使用范围，减少近亲婚配这类群体性风险，而非人为造成短缺。
精子库还需要受资质管理，年检及相关监管，样本的接收，检测，保存，发放及追溯均不得离开记录。
在这个系统中，能否调整也不是机构自己决定的。
跨省调配包括精子库资质，审批权限，冷链运输，样本追溯及供精管理等内容，具体还要看国家和省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文件。
将某个地区的短缺直接以外省样本填写，不作默认的方案。
需求调查若仅问“有无精源”,则会漏掉费用，交通，请假，重复检查及等待周期所带来的实际成本。
这些负担并不会改变医学需求，但会影响一个家庭是否能继续治疗。
因此，调查要区分“医学需要”、“已申请”、“可以得到服务”、“最后完成治疗”4个层次。
并记录取消或者延后的原因，但不得将个人病史，遗传信息及家庭身份公开统计。
个人的信息保护法和辅助生殖的保密要求决定了需要数据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公开发布应当标识化。
伦理审查不仅看样本够不够，还看受者是否真的理解双盲，知情同意，亲子关系的告知和精源使用的边界。
我个人认为，目前讨论最易走偏的部分，是将缺口归因于“捐精者不足”。
捐精者的数量固然重要，但是筛查合格率，样本保存情况，临床需要的地区分布以及机构的服务能力也决定了最后能否使用。
非正规途径无法弥补此缺口。
个人直供精，地下买精或绕过筛查与双盲，既不受正规的人类精子库质量控制，也可能引发感染，遗传风险，亲子关系争端及个人信息泄漏，出现问题也缺乏可追溯责任
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真有精源供需不足的问题，不能看网上的排队传言或者一个机构的话。
应当查询国家卫健委、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公布的审批信息，监管文件及统计数据，并与有资质的人工精子库及辅助生殖单位核实当前办理规定。
询问的时候可以问清申请条件，等待环节，样本的使用范围，知情同意的内容以及费用的构成，但是不要超出保密限制。
只要将“想要用的”、“符合条件”、“等着样本的”和“实际做治疗的”分开统计，需求端的空缺不会被口号扩大，也不会被表象的样本库存遮蔽。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