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真正的争议之处，并非是捐精者是否有心理压力，而是这个压力应该由个人承受多少，机构又要提前阻挡多少。
将捐精视为轻松公益行为，将捐精者描述为需要被怀疑者，都是将问题说狭了。
根据现行制度，捐精应建立在自愿，知情与保密的基础之上，精子库不能以强迫，诱导或模糊说明代替本人的同意。
但纸上的自愿并不代表当事人没有现实的压力。
有人怕筛查结果泄露隐私，有人怕家人知道，也有人在做完捐献之后才认真考虑遗传信息，未来后代以及身份保密等问题。
争议首先体现在“自愿”二字上。
一个人因经济困难了解捐精是否还是自愿，不能仅看他最后是否签字。
制度一般不会因动机而否决捐献资格，但是机构有责任说清捐献性质，筛查流程，信息使用，保密边界及可能造成的心理负担。
知情同意并非拿一张表让签完就结束，而是让本人可以提问、理解，在正式进入到相关环节前做出决定。
若说明不充分，或将补助视为一笔稳定的收入，心理压力不是个人的“想太多”,而是程序的设计问题。
捐赠过程本身也会有压力。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依据现行的标准来进行健康状况，遗传方面的情况以及传染病方面的筛查工作。具体项目及流程请以经批准精子库和官方文件为依据。
这些检查并非为了为捐精者贴上标签，而是为了防范供精安全与公共卫生的风险。
但对于个人而言，检查结果或许涉及隐私，甚至让人首次知道自己有某些健康危险。
这就需要采集，检测，保存，使用及资料管理各个环节有权限限制，不允许无关人员随便接触。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健康信息这类敏感的个人信息有更高的处理标准，精子库也要遵循行业管理与伦理规定。
发现资料泄露的时候，责任不能仅仅推给捐精者，让他承担名誉，家庭关系或者就业的后果。
真正需要问的是，谁能看资料，保存的依据是什么，出现问题由哪家机构调查和解决。
另外一个争议，是保密与知情如何平衡。
目前人类精子库的管理重视供受者的身份保密以及相关资料的管理，但是保密并不是一句话“绝对没有人知道”就可以无限的承诺。
机构可以控制的是在开展服务的时候身份隔离，资料权限以及内部管理，不能为社会环境，网络传播以及个人自己披露提供超出能力保证。
因此，说明书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不是流程有多少步，而是哪些资料是受保护的资料，哪些情况可以依法提供，个人应该向谁查询，更正或者投诉。
受者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常常被泄露出来。
他们面临的是一次普通的医疗选择，而不是亲子关系，家庭成员的沟通以及将来是否告诉子女等长期的问题。
这些决定无法由精子库代替家庭做出，机构可以提供真实的、完整的、不过分暗示的医学与制度信息，并由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相关评估与诊疗。
至于供精后出生的子女将来怎么看待自己来历，不能将责任先推到捐精者或者受害者的一方。
捐精者并非孩子社会的父亲，受者家庭也无需因接受辅助的生殖而被污蔑。
现行制度设置双盲，保密与统一管理，并非为了营造神秘感，而是为了降低直接供精所引发的亲子关系，交易纠纷以及感染传播的风险。
非正规途径看似节省了心理与手续，实则既无可靠筛查，又无完整知情同意和责任追溯，出现健康或者身份纠纷，相关人员常常难以得到制度保护
因此，所谓的心理压力，不能仅以“能否承受”为标准。
判断一家机构是否将压力放在前面，取决于它是否以通俗的方式说明了拒绝或者退出的时间点，是否明确了隐私管理与投诉渠道，是否说明了补助，筛查异常，资料使用和后续安排。
如果这些只让签名，而不给提问和时间，即使流程外观看上去合法，也要小心。
具体执行会受到当地卫健委批准文件及机构制度的影响，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公布的现有信息作为依据。
心理压力并非捐精者道德缺陷，也并非一句公益可以覆盖成本。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