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真正争的是，不是捐精者是否该得到补偿，而是这笔钱到底补偿了什么,“合格”是谁，按照什么标准来认定。
将其称作“卖精子赚钱”,不准确。
说它是“只要达到一个指标就一定会得到奖励”也不正确。
人类的精子库所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劳务交易，而是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在知情同意，医学筛查，伦理审查以及保密管理下的特殊公益捐献。
因此，一般所讲的“奖励”,在制度意义上更像是对时间，交通，误工以及配合检查等给予的补偿，而非对遗传特点或者精液质量的标价。
争议首先是“合格”这两个字。
有人认为，合格是指最后冷冻存放的精液样品达到技术要求。
实际上，捐精者是否满足条件，一般需要身份核验，健康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筛查，遗传评估和必要复查等环节，具体项目依据现行的技术规范及精子库流程来执行。
样本质量只是其中一环，并非全部。
一个人能够在初筛时达到捐献条件，之后某一次样本未达到保存的要求。
也有可能样本自身达标，但复查，随访或其它医学信息表明不适合再捐献。
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地方将补偿分为多个阶段，而非第一次到场即发完。
分阶段不代表克扣，也不代表将人视为“交付产品。”
它是为了区分筛查，采集，复查，样本处理与后续管理的区别，以免还没有进行必要的程序，就将捐献结果视为既成的事实。
第二个争论，是标准为何不能全国统一。
国家层面上有《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规定了人类的精子库准入，管理，质量控制与捐献活动的边界。
但是具体的补偿项目，发放时间和金额，往往需要根据地方的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精子库公开服务流程和实际成本确定。
不同地区交通成本，随访安排，工作时间及管理方式存在差异，因此不一定全然相同。
这并不意味着精子库可以任意报价。
合规的机构应当将捐献条件，检查项目，补偿规则，发放条件，保密事项以及退出方式告知捐献者，并经书面同意予以确认。
如果只是在广告上写“高奖”,而不说哪个环节完成了才发，哪些情况不合适，信息怎么保存，就容易将公益捐赠包装成一笔买卖。
第三个争论是，奖励越高是否越能筛选出更优秀的捐献者?
就制度设计而言，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补偿过低，可能使捐献者承担不合理时间和费用的负担。
补偿过高，又可能引诱经济压力大者隐瞒病史，夸大健康状况，甚至将捐献当作稳定收入。
因此，奖励标准无法代替医学筛查，也无法以金额证明样本更佳。
真正决定是否进入供精的使用环节，是按规范进行的医学评估，实验室检测，样本的质量控制以及后续的管理，而非捐献者拿到多少钱。
这里还要区分“捐献者符合”与“精液样本符合”。
前者决定这个人是否能进入捐献程序，后者决定某一个样本是否满足保存和使用的要求。
两者混杂在一起，就会产生“样本不好就不应该给予任何的补偿”或“人不好就必须每一份通过”的争议。
现实流程没有那么简单，具体还要看当地的文件和机构给捐献者出具书面的说明。
保密是争议中常被忽视的一层。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要求保护捐献者及受者信息，非正规渠道个人供精不受该制度保护，也不能保证筛查，样本追踪以及后续责任的认定。
如果有人用“奖金标准”的名义要求私下转帐、避开知情人同意或直接给个人送精液的话，风险不仅仅是钱多钱少，还可能涉及到非法买卖精子、隐私泄露以及健康的损害。
遇机构宣传的内容与书面的规则不一致的情况，应当先向其说明依据以及发放条件，并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馈。
判断一个“合格奖金”是否可靠，首先要看三件事情。
看是否有明确审批主体以及正式流程?
看补偿写清楚与筛查，采集，复查，随访的关系。
再看是否将医学合格，样本合格与最后发放条件混为一个宣传口号;
只要只说金额、不说依据和责任，这个标准不值得信。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