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结论摆在前面:捐精的名额限制一般没有一个能够由个人申请来突破的“特别通道”,真正可以被称作例外的，大多是同一受者后续的生育，或者规则里本来就不按照新增受者来计算的使用。
这里最易混淆的就是三个概念，供精者能捐多少次，某一份精液能用于多少次的辅助生殖，还有同一供精者精子最多给多少名妇女用。
人类的精子库管理核心限制，是针对后一个问题的。
目的也并非限制捐精者劳动次数，而是防止同一遗传源在社会上形成过多的后代，减少近亲婚配与群体遗传的风险。
按照现行的管理办法，精子库需要建立供精者的档案，对精液的存放、使用及去向做出登记，并根据受者人数确定使用的范围。
因此，捐精次数多，并不意味着可以帮助更多的受众，冷冻精液分得更细，也不代表名额自动增多。
所谓例外，首先要看是否是同一个受者。
比如说，一个妇女第一次做供精辅助的生殖不成功，以后还要去正规的医院接受相应的治疗，通常不代表换了一个新受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无限使用，也并不代表个人能要求精子库始终保留一个供精者精液。
具体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需要经批准进行相关技术开发的医疗机构及人类精子库依据保存状态，适应证，知情同意，档案记录及现有技术规范进行处理。
同一家庭通过一个供精者来生育子女，后来希望再生育，希望子女间保持同样的供精来源，这样的情形在实践中更易被提及。
它可能是同一个受者的再生育，也可能是新的受者，不能简单地说是“二孩例外。”
如果是同一个受者，关键是看现行规定怎么算使用人数，精子库是否核对过去的使用记录?
如果是另一个妇女，即使她和前一个孩子是同一个家庭，原则上也不可以仅靠家庭关系限制供精者使用的上限。
有的人还将“同胞匹配’理解为一个自动的例外，这也不正确。
是否能在合规范围之内考虑到同一供精的来源，需要由机构核对供精者的状态、受精者的身份以及以往的出生信息，并依照当时有效规定办理
无精子库正式记录，无医疗机构评估，无必要伦理与管理程序，家庭口头表明无例外效用。
另一个常见误解是，将供精者本人结婚后生育或夫妻间使用丈夫的精子计入人类精子库供精名单。
这两种事情不属于一个管理环境。
人类的精子库名额限制，是指进入精子库以供精辅助生育的精液，而不是限制一个人的所有生育行为。
夫妻间辅助生殖应当依照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规范，由有资格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实施，不得以它来解释或者扩大供精的名额。
还要区分使用名额和库内库存。
一个供精者样本暂未被安排使用，可能是由于筛查，复核，保存条件，档案核对或者受者匹配等未完成。
这并不意味着名额已经空出来了，也并不代表受者能够直接购买，预订或者指定供精。
供精的医学筛查，遗传风险的评估，传染病相关的检测以及随访登记，都是机构的责任。
如果发生出生缺陷，遗传病线索或供精者的健康信息出现影响使用的安全的变化，精子库应按制度暂停，限制或追踪有关样本。
这种处理是风险控制，并非为了某家临时增加一个名额。
谁可以批准例外，并非窗口人员或者捐精者个人决定。
关于供精者样本的继续使用，受者身份的核对，伦理方面的问题以及跨机构信息的衔接问题，应回到人类的精子库，获批辅助的生殖机构和其内部管理与伦理程序中去处理。
精子库间也不能因某一方有需要而由个人携带样本自行移动或通过非正规途径补充名额。
跨机构合作如果存在，需要有合法的保存，运输，登记及责任追究手续。
“找熟人、指定供精者、“直接联络捐精者”也不例外，只是取消了本来由机构负责的审核与追责环节。
非正规的供精不受匿名与隐私制度的保护，也不能确定样本的来源，检测结果，保存条件以及后续使用的次数。
当出现健康损害或者身份纠纷的时候，受害者、儿童及供精者都有可能缺乏明确的证据与救济途径。
我个人认为，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是例外，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得多么特殊，而是看他能否在精子库正式档案中对应到具体的受者，具体的样本以及具体的审核记录?
如果对方仅说“政策许可”、“有人这样做过”,而不说明由哪个获批机构核对、依据哪一份现行文件来办理的话，就不能作为合规的依据。
关于具体家庭是否再次生育，样本是否继续使用或者信息更正，最后还要看当地卫生和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现行文件及机构执行规定。
未经书面确认前，不要将“同一受者、“同一家庭、“特殊情形”混淆在一起。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