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样本编号并非是一个“取一个代号”的细节，而是一个由捐精者，冷冻样本，检测结果及最后使用记录串联起来的追溯证据。
它首先解决的问题不是让受众知道精源是什么，而是在双盲与保密的前提下，出了差错还能查到样本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哪些环节，最后去了哪儿。
因此，编号一般不使用捐精者的姓名，身份证号或其他明显的身份证信息。
具体的编号规则是人类精子库依据管理制度以及本机构的质量文件来制定的，公开的资料一般都不会反推出个人的身份。
编号可以是批次，采集时间，样本类型或者内部流水的信息，但是这些字段如何排列，不能由一般工作人员随意决定。
真正关键的是编号是唯一的，可以在系统与纸质记录中一致，而不是因重新分装，复检或调配而随意改变原来关系。
一个精液样品从接收到筛查再到冷冻保存，一般会有多种记录。
捐精者身份资料由有权限的人员管理，医学筛查的资料由相应岗位记录，样本本身则以编码入实验室与冷冻保存过程。
这些记录与授权系统相互联系，而非将姓名直接贴于冻存管中。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方面，工作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只接触到完成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减少了无关人员见到捐精者的机会。
另一方面，检测结果不正常、样本状况异常或者使用范围要求核查时，精子库可根据编号逐一追踪。
追溯并非仅仅追溯捐精者。
它还应该追溯到哪一次采集，哪一次检测，哪一位人员复核，放在哪一个液氮罐与位置，是否有过分装或者转移。
如果样本是辅助生殖的话，相关的使用记录还需要与受者家庭，医疗机构，受精或移植的业务记录相衔接。
这样的衔接不代表双方可以互查身份，而是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双盲要求仍在。
大家往往将“编号可以追溯”理解为“编号是公开透明的”,其实两者并不相同。
对监管与质量管理而言，追溯链条必须完整。
对捐精者与受者家庭而言，能获取哪些信息，受保密制度，知情同意及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的限制。
也就是说，能查明白，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查。
精子库也要避免一个编号重复使用，或不同样本有相似或易混淆的标志。
在实际管理中，编号生成，打印，粘贴，扫描，复核与入库，都是需要控制的环节。
人工抄写的越多，错号、漏号以及样本错配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系统校验与双人复核往往比简单要求工作人“认真一些”更加可靠。
当编号不一致的时候，不能用口头解释使样本继续向下流动。
一般要暂停相关工作，封存待核人员，核实原始记录，系统日志及库存状态，由有权限人员处理。
涉及可能会影响受精或者供精安全的，需要按照机构的质量管理与报告程序报告。
应该由谁复核，是否开启样本召回或者暂停使用，取决于事件性质与现行规定，不可由经手人自己决定。
精源的使用上限与捐精次数的上限也需要编号系统支持。
如果只记“用了多少”,而不能确定分装样本，受精结果及供精去向，就不能判断是否超出规定。
同一捐精者样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机构之间进行合规调配的时候，编号还要能够进行核对，调配文件与接收记录也要能够相互对应。
跨省调配并不是将样本交到快递后改一个新编号这么简单。
包括精子库资质，设立审批，供精管理规则，运输条件，接收确认及监管要求，具体还要看国家和省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文件。
样本到接收方，一般可增加接收方库存标识，但不能抹去原始追溯关联。
这也是为何正规机构间系统与文书要反复核对的原因。
年检，内部的质量检查，以及监管抽查，也不仅仅是查看冷冻设备的运行情况。
检查人员也可能关心编号规则有无成文，权限有无分级，修改记录有无痕迹，样本库存与使用记录是否互印。
伦理审查重视的是另外一层问题，即捐精者是否获得真实有效知情同意，受者是否了解供精的相关事宜，以及信息的使用是否超过授权的范围。
如果编号太简单了，可能暴露了身份。
如果设计过于复杂，又会增加操作失误。
因此，好的规则并非越长越专业，而是使身份隔离，样本识别与责任追查一同成立。
一般人看一家人的精子库是否正规，无需先看编号每一个数字代表了什么。
可以先看一下是否有批准人类精子库的资质，是否可以说明样本的筛查、冷冻和使用记录如何进行管理。
还可以问发信息更正，样本异常或者供精暂停时，机构用什么方式通知和处理?
若有人承诺可由个人直接选择并核实捐精者身份，或绕过正规的机构获取所谓的“带编号的精源”,则非编号透明，乃脱离监管。
这些非正规样本受到合规追溯以及健康保障的保护，出现问题也难以确定责任。
判断编号的规则好不好，关键不是编号看起来有多复杂，而是样本出现问题的时候，机构是否能在保证密码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准确找到每个经手的环节。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