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家庭秘密的力量，留给孩子选择权
供精助孕中，家庭秘密最大的部分，并非孩子知道捐精的人是谁，而是父母或许为孩子决定了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受孕的来源。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和保密的，捐精者和受者家庭及将来出生孩子，一般不会因此获取彼此身份的信息。
因此，留下选择权给孩子，并不意味着让孩子将来能够查到捐精者的姓名，而是父母切勿将“是否知道出生源”永远视为一个无法讨论的禁区
这件事情要拆开来看。
第一层，制度不允许将精源当作可以随便查询的个人物品。
正规的人类精子库需要经过设立的审批，并具备相应的资质，供精活动按照人类的精子库管理规定、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进行。
捐精者需进行健康评估及相关筛查，冷冻样本需经规定检测、保存及使用管理,
受精使用的精源，并非是捐精人直接交给一个家庭，而是由有资格的机构依照供精管理的规定提供给经过批准的辅助生殖方面的医疗单位。
捐精者身份资料，健康资料及样本流向，均应由机构负责管理，不可因家庭想知道而突破双盲与保密。
这既保护了捐精者隐私，又保护了受者家庭不受外界干扰。
但是保密并不意味着没有记载。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在捐精者筛查，样本保存，发放使用等方面留存可追溯的信息，医疗机构也需要完成受者知情同意及诊疗记录;
这些资料主要用于质量控制，风险追踪以及监管，而非为家庭提供一个可自行调取的生父档案。
第二层，是父母面临的伦理抉择。
知情同意一般发生于成年人决定供精助孕前，父母知道这其中包括精源的来源、双盲的保密以及后续的医疗管理等。
但是，真正受到心理与身份影响的是未来的孩子。
父母当初签署的同意书，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为了让孩子永远放弃了解自己的出生来源。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忽视的并不是“现在是否要说”,而是家庭是否为将来的问题留有余地。
孩子也许关注遗传健康的信息，也许只是想了解自己的出生故事一部分。
这些问题不代表否定了养育关系，也不代表捐精者成为法律上的父亲了。
根据民法典对人格权利和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孩子的隐私，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信息应当受到尊重，捐精者身份信息也不应当随意公布。
父母不可以为了所谓坦白，将捐精者的信息发布在网上，也不可以通过非正规途径找到精源或核实身份。
第三层:“将选择权交予孩子”,在现实中可以做到多大程度。
现行制度中，孩子是否可以接触到哪些资料，取决于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文件，机构档案规定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不能将网上寻亲故事视为正式权利途径。
医疗机构与人类精子库不会因家庭的私下约定而向个人透露受保护捐精者的身份。
能留下来的，首先是合法的医疗记录以及必要的健康资料。
如果将来有遗传方面的就医需求，家庭可以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与人类的精子库按照规定沟通，不可以自己联系捐精者，也不可以要求机构绕开审核提交资料。
这里还存在一个常常被混淆的现象。
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以及样本的调配管理，旨在减少近亲婚配与集中使用的风险。
年检，监管检查，伦理审查，跨省调配审批，也是控制精源由采集至使用的每个环节。
这些制度是解决公共安全与医疗质量的问题，不能代替家庭解释孩子的责任。
如果家庭长期将供精的经历包装为不可触碰的秘密，孩子长大后偶然在病历、亲属交谈或基因检查中发现，冲击不仅来自于精源本身，也来自于长期被排除于真相的感受。
当然，什么时候讲、讲到什么程度，不能由一个统一的口号来决定。
孩子年龄，理解能力，家庭关系以及当地专业的支持条件不同，具体还需要听取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专业的心理服务。
父母至少要先了解一下当年签订的知情同意文件，确定人类精子库与医疗机构可以依法保存，提供哪些不是身份性健康的信息。
判断一家是否真的将选择权留给了孩子，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尊重捐精者与孩子之间的隐私界限。
第二，是否没有将孩子将来的问题提前锁定在父母的一个决定中。
正规供精保留的是受监管医疗记录，并非一个可被家庭私自追查的身份证明。
选择什么时候谈，可以慎重，是否永远不允许孩子知道，需要承担更大的伦理责任。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