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后最难以处理的是，并非孩子是否像捐精者，而是夫妻是否将此事视为共同的决定，而后却让其中一人独自背负秘密生活
在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中进行供精和辅助生殖，捐精者与受者家庭及医疗机构有明确的界限，夫妻关系不能用制度代替。
真正伤感情的是，一开始没有说清楚“不孕原因”、“是否接受受精”、“将来如何面对孩子”等问题，到受精成功乃至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两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人表面同意，内心一直将供精视为对自己的否认。
有的人将供精视为一次医疗过程，认为做完即可翻篇。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供精不是换一种精源，而是涉及婚姻承诺，家庭角色，知情同意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第一个考验，是决定供精前的真心同意。
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应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以及有资质的人类的精子库范围之内开展，相关人员应当接受医学的说明并且获得知情同意
这个同意不能是签字的动作，也不能是一方先决定的，另一方在做前被动接受的。
如果一方犹豫不决，机构还是要按照诊疗与伦理要求来评估的话，夫妻也要说出自己的担心，而不是以“都到这个地步了”逼着他继续。
特别要说明，接受供精不代表谁在婚姻中丧失父母的身份，也不代表另一方今后一定要对所有的情绪都沉默。
这些话不说，往往在孩子出生，外貌被比较，家庭成员问时重现。
第二层挑战，是将精源管理与夫妻间的信任混合在一起。
合规的人类精子库有捐精者的筛查，样本的检测，冷冻样本的管理，信息的保密以及使用的记录等制度。供精过程中强调双盲，受者一般不知捐精者身份，捐精者也不与受者家庭联系。
精源使用受精源用量、捐精次数等管理要求的限制，机构需按供精管理规定保存和核实记录。
这表明夫妻不能通过个人途径找捐精者，也不能要求机构破除保密界限提供身份证明。
正规渠道看似是将选择权交回自己手中，实际上或许没有可靠的筛查、冷冻样本的追溯、精子库的资质、设立的审批以及监管的保障。
一旦出现健康，亲子或隐私问题，非正规供精一般不受完整法律与医疗保障。
正规机构年检，伦理审查，样本管理以及必要跨省调配，并非为了营造神秘感，而是为了减轻精源混用，个人信息泄漏及管理失控风险。
夫妻之间要信任的是，不是一个捐精者身份，而是机构是否按照现行的规定来管理精源，以及双方愿意一起承担决定的结果。
第三次考验，一般在治疗结束后才发生。
夫妻可能争论孩子是否知道供精的事实，何时知道，由谁来说，能否告诉其他的亲属。
现行的制度对人的精子库的主要要求是保密、知情同意、信息安全，并不代表夫妻可以不讨论家庭里如何面对这一段经历。
也不可以简单地将“隐瞒”或者“立刻公开”当作适用于所有的家庭唯一的答案。
更好的做法是，在接受供精之前就把将来可能发生的场景说一遍，包括孩子问出生来源，家庭成员不经意提起，医学问诊要相关的生殖信息，以及夫妻双方情绪反复的时候由谁陪伴。
对于孩子具体的告知方式以及医学方面的问题，应当向卫健部门批准的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不可以通过网上信息或者私人检测来追查捐精者
如果以后有争议，先看当时知情同意的材料，就诊记录以及机构保留的供精记录，再向做辅助生殖正规机构核实。
关于人类精子库的管理问题，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馈。
对于个人信息泄漏、冒用或者非法购买精源的，应保留材料，依法予以处理，不得自行曝光有关人员。
我个人认为，判断一对夫妻是否真心准备好并不是看谁说我不介意，而是看两人能否分别回答三问题。
供精是否是双方没有胁迫下做出的决定，今后是否将孩子视为共同家庭成员，以及在情绪波动的时候是否愿意一同面对。
这三点没说清楚，先不要将希望寄托于手术成功。
供精可以解决受精过程，婚姻中的信任与责任仍然是夫妻共同承担的。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