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告诉孩子时机，说多少才好。
更好的方法不是等到孩子长大了一次性揭开，而是家庭准备好后，从孩子可以理解的年龄做起，用真实而不过度的话逐步说出来。
这里所提及的“告诉”,首先是告知孩子的出生是供精受精的，而不是将捐精者的名字、住址或者可识别的资料交予孩子。
人类的精子库有供精管理，双盲保密制度，捐精者和受者家庭一般不会互相知道身份。
因此，告知孩子与突破精源的保密，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不能因为要诚实沟通而承诺能查到捐精者的本人。
现行的公开规则主要是对人类精子库设立审批，精源的筛查，冷冻样本的管理，使用记录以及隐私的保护，并没有规定每个家庭都要在孩子几岁之前告知。
这也是此事最难的部分，制度规定了保密界限，家庭需承担长期交流的责任。
如果只问个时间点，我会选择尽早开始，而不是以成年为起点。
“尽早”并不代表婴幼儿时期就说复杂的医学词汇，也不代表孩子无法理解的时候不断强调身份标志。
它更接近于一种从小就形成的家庭故事，使孩子逐渐明白，自己是借助医疗的辅助生殖以及供精受精而来到这个家中的。
低龄儿童能够首先听懂基本的事实，例如有些家庭要求医生和捐赠精子才能生下孩子。
等孩子懂得遗传、怀孕以及家庭关系之后，再解释精源是来自人类的精子库的，捐精者经过了规定的筛查与评估，但并非家庭成员，也不是可以要求见面的另一位父亲。
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或许会将问题由“我是如何出生的”推向“我长得如何”、“我的遗传风险如何?”。
这个时候不能只说“你是我们孩子”,因为这句话是情感上的重要，而没有回应孩子所需要的医学与身份。
应该说明目前可以确认的范围，包括受孕方法、精源过程的合规程序、已掌握家族或遗传的健康资料和哪些内容由于双盲、隐私规则无法提供。
具体可以告知多少?取决于人类精子库存放的资料种类、当时签订的知情同意文件及现行管理规定。
不要把捐精者的健康说成“孩子不会有遗传的问题”。
精源筛查不是风险控制，不是为未来健康保驾护航，医学检查不可能涵盖所有遗传与环境。
如果孩子需要就医，遗传咨询或者生育的实际需要，家庭应该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以及人类精子库合法的渠道确认可以提供的医学资料，而不是自己寻求捐精者。
“说多少”第一条边界，满足孩子的理解出生与健康管理需要，但不扩散不能核实个人隐私的需求。
第二条界限:家庭关系;
可以说，捐精者提供精源，父母承担孕育，照料，教育与责任。
但不要将捐精者描述为神秘人物，也不要以“真正爸爸”、“外面爸爸”等说法为孩子营造竞争关系
孩子追问的时候，家长可以说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不了解捐精者的全部生活经历，并不代表孩子的生活不完整。
人类的精子库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以及样本追踪的制度，目的是防止近亲婚配这类公共卫生的风险，但这些制度不代表家庭可以获取捐精者的所有身份。
同样，家庭不能将精源编号，病历材料或者内部记录随便发到网上。
这些信息包括捐精者与孩子的个人信息，也包括医疗隐私，处理和披露应符合个人的信息保护以及相关的卫生管理规定。
家长还要事先约定家里谁都知道这事。
祖辈、亲戚或者学校的老师是否知情，不只是看家长的一时情绪，更要考虑到孩子的隐私以及将来会不会被别人代替讲述。
最忌讳的就是将告知当作惩罚或者争吵的筹码。
也不要等到孩子突然有出生记录，亲子检测报告或网上信息后才解释。
商业的基因检测，家族的数据库以及网络传播使得家庭对于信息的控制比以前更困难，越是长期的完全保密，意外发现的信任冲击就越大。
如果孩子长大了才知道，也不要以“都为你好”结束对话。
应承认隐瞒会造成的伤害，说明当时的政策与家庭担忧，并说明现有医疗资料，出生信息及可核实范围。
出现长期的亲子冲突，明显的心理问题或遗传健康问题的时候，应该转到有资质正规的医疗机构，由执业人员进行评估，不要通过非正规的供精渠道补充信息。
判断是否能说得恰当，取决于三个方面的问题。
孩子是否知道自己出生的方式，是否了解哪些信息和健康有关系，是否明白捐精者的身份受法律与管理规则的保护。
如果只是回答“由于你还小”或者“以后再讲”,一般表示家庭还没有做好下一步的解释。
真正适合的告知并非一次说完，而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持续，诚实，不过度泄露的补充。
家长可先确定人类精子库与助孕机构保留的正式资料，然后决定下次谈话说到哪里，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