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妈妈的心里话，一次孩子问我是谁。
这句话最困难的是，不是如何解释捐精，而是孩子问自己的来源、家庭关系以及身份是否有缺口。
如果孩子开始追问，继续用“你捡来的”或者“以后再讲”搪塞，往往比一次讲清楚更容易使他觉得自己隐瞒。
供精生出来的孩子，首先是这一家庭的孩子。捐精者提供精源，不自觉成为法律上的父亲，也不负责家庭养育的关系。
这件事情要说清楚，但不能将人类精子库，捐精者与孩子的关系说成是可以随时查询的私人渠道。
根据现行的供精管理办法，精子库严格保密、双盲管理，捐精者和受精者一般不能相互识别，精源使用也需要经过筛选、审核、记录。
当孩子问道“我是谁”的时候，妈妈真正需要回答的并非“那个捐精的人是谁”,而是“你是如何来到这个家中的，以及我们为何选择对你诚恳”。
可以从最确定的地方说起。
例如，孩子父母在正规的辅助生殖医院接受评估之后，通过有资质人类精子库取得冷冻样本，然后完成受精与后续妊娠生产。
这里所谓的“正规”,并非仅仅是一张宣传单而已，而是相关的机构应具备精子库资质，受设立审批，年检，技术规范以及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管。
捐精者需进行健康检查，遗传方面的筛查以及精液质量的评估，样本需按规定保存，复核及使用。
这些制度并非为了给孩子营造神秘感，而是为了尽可能降低传染病，遗传风险以及精源重复用失控风险。
妈妈表示，自己当年获得了知情同意，知道供精并非是购买一个能够查询自己身份的父亲，也不是直接从个人那里取精
父母承担养育、监护以及法律责任，捐精者和孩子并不因此而建立亲子抚育关系。
这句很重要，因为孩子会将“生物学的来源”与“谁爱我，谁陪我成长”混淆在一起。
但是不要将捐精者说成坏人，也不要说成是高大完美，相互认识的陌生人;
他在制度里的角色，是经过审查的精源捐精者，个人身份与隐私受到保密要求的保护。
孩子继续问姓名，长相，职业，妈妈不能为安抚孩子写一个答案，也不能通过正规渠道找到或联系到对方。
人类的精子库保留的是供精与受精的必要记录，包括个人信息使用、查询与提供，受个人的信息保护和医疗管理以及伦理审查的约束。
至于孩子将来能否获取哪些信息，取决于现行的法律政策，机构的保存规则以及具体的办理边界，不能简单地说“成年之后一定能够找到”,也不能说“永远都不知道。”
各地执行以及公开信息的范围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所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更容易忽略的是，父母自己首先要核实事实。
供精的记录，知情同意的材料，出生的信息以及后续的医疗资料要妥善保存，不能用多年的印象重编故事。
如果家中曾更换住址，跨地区就医，涉及精源的调配，医疗记录的衔接或者资料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及人类精子库进行。
跨省调配并非个人转交样本，也不是拿着一份旧材料就能自己使用。
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回答也不用一次性把所有的细节都倒出来。
可先确定他想知道的出生方式，遗传来源，或担心自己与别人不同，再依年龄与理解能力逐渐解释。
这并非是避免知情同意，而是避免将一个复杂生殖医学的经历转化为突然砸下的秘密。
但是，逐步解释并不意味着无限延迟。
如果孩子从亲属，基因检测或者网络上零星听到消息，再发现父母一直否认，伤害往往是信任破裂，而不是来自供精。
基因检测也可能引发亲缘匹配与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父母不能将网上匹配结果作为官方身份证明，也不能因此公开捐精或其他家庭信息。
家里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说法，包括父母始终知道的事实，目前无法确认的部分，以及以后政策与机构规则的变化如何依法进行查询。
孩子问我是谁，妈妈可先回答:“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们接受了正规的辅助生殖的帮助之后迎来的一个孩子，对于你的出生，我们愿意告诉你知道的。”
若孩子问“捐精的人是否是我爸爸”,则表明生物学的来源，法律关系以及养育关系并非完全一致。
要是孩子问“为何以前不说”,就应该承认父母也许会害怕、犹豫、不知道怎么说，而不是将责任推到人类的精子库或者捐精者身上。
我认为最安全的判断标准并非一句话说的多好听，而是三件事情是否匹配。
家庭叙述是否和供精记录相一致，是否没有将保密制度说为可以私下解密的秘密，以及孩子提问后是否可以持续、诚实与不羞辱他。
遇到具体心理或医疗问题，应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由专业人员现场评估。
父母首先弄清楚资料和政策界限，然后决定如何说，通常比急于为孩子找一个亲生父亲的答案要重要。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