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告诉孩子时机，一次孩子说:“我早知道”。
更好的做法是等到孩子长大了找一个郑重的日子宣布，而不是在孩子懂得家庭关系后，用年龄能听懂的话逐渐告诉他。
孩子以后如果说“我知道”,一般不代表他真正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也许只是早已听闻过片段，或者觉得家里人对于出生这件事情总是回避。
供精助孕的家庭最容易将“何时说”理解为一次谈话，实际上它更像是一次持续的家庭交流。
婴幼儿时期可先用简单，稳定的家庭故事，无需将人类精子库，捐精者及受精过程讲述成人版生殖课。
比如说，爸爸妈妈很希望有一个孩子，医生用了一个筛查和冷冻后保存的精源来完成受精，孩子在家人的期望中出生。
这里重点不在于一次说全，而在于让“出生方法”从小就不再是只能偷偷讲的事情。
等到孩子开始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长的像谁的时候，再逐渐增加供精者、捐精者以及人类精子库概念。
学龄前的孩子需要的是清晰和安全感，学龄儿童更在意“我与别人有何不同”,到了青春期，身份、遗传与隐私问题常常更具体。
因此，年龄不是一个门槛，孩子的理解力、家庭气氛以及他现在提出的问题，都要做出判断。
如果拖到成年，父母可能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孩子，孩子却可能将隐瞒理解为欺骗，特别是在亲属，医疗记录或者意外谈话中忽然知道的时候。
问题出在哪里，往往不在于孩子有没有权利知道，而在于信息没有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步走入生活。
人类的精子库是供精的，包括捐精者的筛查、精源的保存、样本的使用以及信息的保密，合规流程本身并不是要求受者家庭去找捐精者。
现行制度重视双盲和保密，受害人一般不能从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中获取捐精者可识别的个人信息，捐精者也无法与受害人家庭建立私密关系。
这并不代表孩子的问题无价值，而是要分清“我是谁”和“我能不能找到某个具体人”。
孩子知道自己是靠供精助孕而出生的，也知道相关的过程是由有资质人类精子库以及辅助生殖的机构依法完成的，但是不应该对他说一定可以找到生物学的父亲。
知情同意，是成年人在接受相应辅助的生殖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能代替孩子将来对自己的出生信息理解与感受。
父母要保存好合法，准确的医疗及出生资料，以免多年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医师帮忙”。
至于何时第一次提起，可从孩子主动问出生，家庭成员或遗传特征开始，也可由父母在平时讲出生故事中自然提出。
不建议将其安排为只有一次重大宣布，也不建议在吵架、亲戚聚会或孩子病了焦虑的时候突然说出。
孩子讲“我知道”的时候，先不要急于追问他是谁说的，也不要马上解释为他受了伤害。
可先问他知道些什么、何时知道的、最害怕什么，然后依事实补充，以免父母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反驳。
如果孩子怕自己不像家人，父母要告诉他，遗传来源仅仅是出生信息中的一部分，家庭照顾、共同生活以及法律关系是真实的关系。
如果他想知道精源筛查，捐精者的健康资料或将来能否获得信息，不能由家长以印象为依据，应由卫健委批准的正规辅助性生殖机构或者人类精子库按照现行规定予以说明。
特别是不要通过非法途径打听捐精者，不购买所谓的个人精源，也不要将网络上的相貌，职业或者疾病传闻视为官方资讯。
地下供精受到人类精子库的监管，样本来源，传染病筛查，遗传风险以及亲子关系都无法核实，孩子的健康和隐私也无法保障。
跨省调配，精源使用的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等事项，属于机构按照供精管理规定和监管要求进行处理的范围，家庭不得自行协商代替。
如果父母怕自己不会说话，可以在正式的治疗之前向辅助的生殖机构询问家庭的沟通安排，而不是在孩子质问的时候临时编故事
对于孩子明显的持续焦虑，家庭冲突或者身份问题，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具体的方法由执业医生或者相关专业的人员当面进行判断。
判断时机一个简单的标准，孩子问到时候不回避，平常不神秘化，内容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展开。
如果一次谈话中孩子说“我知道”,先将其当作一次重建信任的机会，再核实信息来源及现行规定，不要将保密误视为永远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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