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捐精者身份不是家人问出来的，也不能因父母想知道而向他透露。
在人类的精子库中，保密保护着捐精者、受精者家庭和由供精出生的子女个人信息及家庭关联。
父母可以问捐精是否合法，但无权通过个人问询获取受者姓名，出生子女的信息或精源来源。
若父母问“你捐给谁”,合规回答只能停留在制度边界上，不能提供可以拼出具体的对象线索。
捐精者进人精子库后，需经身份核验，健康检查，遗传筛查，知情同意及伦理管理等程序。
精子库不将捐精者与受者安排为可互认的关系，供精的使用一般通过编码与内部权限来进行管理。
这就是所谓的双盲，并非工作人员无所不知，而是不同的环节按照职责接触到必要的信息，避免个人随便串联。
父母若仅担忧健康风险，可查看精子库是否有资质，是否经设立审批，是否受年检及监管。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人类的精子库或者卫生健康部门核对的公共事项，不能将核对公共资质当作打听个人的身份。
最易混淆的是,“保密”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记录。
精子库要保存与捐精，冷冻样本，检测，供精使用及随访管理相关的资料，相关信息受内部授权，档案管理及监管检查的限制。
记录存在，是为了在发生质量问题，医学风险或监管需要的时候可以追溯，而不是让捐精者父母，朋友或者受者自己查阅。
个人信息的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的人格权编都规定处理个人的信息应当有合法、合法、有必要的依据，医疗健康以及遗传方面的信息尤其不可以随意传播。
因此，父母即便是捐精者的亲属，也不会因亲属关系而自动获取这些资料查询的资格。
如果父母询问的是“将来会不会认出这个孩子”,也不能用电影式的想象来回答。
供精管理的规范强调精源的使用、身份的保密以及风险的控制，受者家庭不能获取捐精者真实的身份，捐精者也不能知道受者的家庭情况。
精源使用受到使用上限以及管理要求的约束，其目的在于减少近亲婚配以及遗传风险，具体执行请以现行规定及当地机构规定为准。
这个制度的目的，并非为任何一方遮蔽，而是隔绝生育医疗中隐私与伦理风险。
父母可能还会继续追问，捐精者是否有权利知道出生的子女，受者家庭是否能够知道捐精者的长相，成年的子女是否可以直接取得资料。
这些问题无法用一句话“都为了孩子”来解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感情和健康的需求，同时也涉及另一个人的隐私和安全。
在现有的供精管理体制下，身份保密仍然是基本要求，是否提供一些非识别性的医学信息，取决于机构记录，知情同意的内容以及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可以提供的，一般应该是机构审核过的医学或者遗传风险的信息，而不是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
如果父母怕捐精者隐瞒病情，正确的方法是向正规的人类精子库咨询筛查，样本管理，质量控制及异常报告制。
如果已接受供精疗法的家庭出现健康问题，也应该由有辅助生殖技能的正规医院和人类的精子库按照流程进行核查，不能自行寻求捐精者。
更不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熟人打听，基因测试匹配或者购买所谓的精源名单。避免双盲与保密。
不正规渠道不能证实精源的真实性，也无冷冻样本的质量，传染病的筛查，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后续的责任保证。
一旦个人信息被泄露，受影响者可保留有关材料，向机构投诉，向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涉嫌违法的可依法寻求其它救济。
如果捐精者自己面对父母，比较安全的说法是只表明自己在有资质的机构完成合规流程，具体对象及医学档案保密。
如果是供精的家庭对父母，则应将是否告诉家庭成员，告知到何种程度，在知情同意，子女权益与家庭实际交流中慎重处理，而非对外索要捐精者的身份。
父母真正要考虑的是，是否能问出名字，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需要有资质人类精子库以及审批的辅助性生殖机构来办理。
要看机构资质，设立审批，知情同意，样本编码，检测记录及监管渠道，比听到一个“捐精者的身份”更重要。
只要对方说可以私下讲捐精者，直接供精，绕过筛查，或保证父母可以查到真实的身份，就已经偏离合规供精基本界限。
面对这样的提问，首先问问事情是否属于正规机构的管理，然后问信息是如何被提供的，最后确定是否涉及到他人可识别个人的信息。
这三步可以分开关心健康与打听身份，也可以防止在辅助生殖过程中将亲情压力转化为隐私。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