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家庭需要坦白的是，并非捐精者是谁，而是孩子出生需要供精，并且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在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以及辅助的生殖机构中完成。
我看过的讨论中,“妈妈的坦白”往往被说成是揭开秘密戏剧性的时刻。
但是按照现行的制度，母亲可以告诉孩子的是家庭的生育选择与医学事实，而不是捐精者姓名，住址，职业或联系人。
人类的精子库是保密的，供精者与受精者家庭原则上不存在可以识别的相应关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盲。
这里“双盲”并不是让受者被蒙在鼓里，而是让供精者与受者彼此了解身份，避免精源由个人关系引入交易。
妈妈如果决定告诉孩子，应该告诉到什么程度，是家庭沟通的问题。
人类的精子库可以负责的是精源的筛查，冷冻样本的管理，使用记录，知情同意以及信息的保密，不为家庭设置亲子话题。
大家通常将秘密说成一句话，孩子长大了才知道，家里一直隐瞒着他。
制度并没有规定每个家庭都要用同样的时间和方法告诉孩子，也不允许家庭为此索要捐精者的身份。
为什么会流传歪，是由于知情同意和家庭告知常常混淆在一起。
在受精辅助生殖之前，夫妻需要确认适应证，风险，替代方案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并按要求签订知情同意书。
这个同意首先是一种医疗和法律的程序，不代表孩子知道了出生信息，也不代表家属可以查看精子库个人的档案。
精子进入人类的精子库之前，捐精者需要接受身份的核验、健康的评估以及相应的筛查，样本需按技术规范处理、保存与复核。
具体的筛查项目，复查要求以及样本放行的条件，请以国家和省卫生健康部门的现行文件及机构制度为依据。
样本并不是交到一个家庭手中就结束了，精子库还需要记录采集，检测，冷冻，保存，发放与使用等过程。
供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和同一捐精者的样本管理要求也受现行规范与监管制度的约束。
这些限制目的是减少近亲婚配这类群体性风险，也使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沿记录溯源。
因此，母亲表示“使用了供精”并不代表她拥有了捐精者的所有资料。
她甚至只能得到与临床使用相关的一些有限信息，而不能识别个人内容。
这并非精子库故意隐藏的秘密，而是个人的信息保护，人格权利以及辅助的生殖伦理所要求的界限。
《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个人信息保障相关制度，并不支持将捐精者隐私视为家庭的知情权。
那孩子是否有权利了解自己的出生情况。
以家庭关系与个人成长为例，出生来源或许是重要信息，但具体的告知方法、时间及表达内容不能代替现行的医疗保密规定。
如果孩子以后因疾病评估而需要知道遗传方面的信息，还是应该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以及人类精子库合规的程序来处理，而不是自己找捐精的人。
临床医生通过病史、检查及精源记录，确定是否需要再次核对相关的医学资料。
这个时候要保护孩子健康的权利，也要保护捐献精子的隐私，不能将医学需求扩大为身份公布。
真正出问题的是，家庭没有保留医疗资料或者将供精信息告知无关人员，致使孩子在学校，亲属圈或者网络上传播。
人类的精子库以及辅助生殖的机构对病历，供精记录以及身份信息有保密义务，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泄露信息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家庭也不可私下转让冷冻样本，供精记录或者捐精者资料，也不可用地下供精，个人直供精代替正常流程。
不正规渠道受精子库监控，筛查，样本来源，遗传风险及后续追责均无可靠保证。
跨省调配不是家庭自己联系搬运样本，而是由有资质的机构按批准范围，供精管理规定和监管要求来办理。
“妈妈的坦白”是指她终于承认自己曾经经历过供精的过程，那么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于坦白本身，而在于之前是否得到真实知情同意，以及现在是否保存好医学记录。
如果说的是她告诉孩子出生的事实，那么重点就不在讲一个传奇的故事了，而是避免将捐精者当作父亲的替代品，或将孩子描述为需要解释的对象了。
我认为最好的判断方式是将三件事分开来看。
第一看机构是否具备人类精子库的资质以及辅助生殖的技术批准。
第二、看家庭是否获得规范的知道同意、费用及病历记录，并确认样本的使用是正式的管理。
第三，看所谓的“秘密”是出生的事实，还是捐精者的身份。
前者是家庭需要面临的沟通问题，后者受保密，人格权与供精管理的制约，无法通过母亲一次坦白实现突破。
具体执行要看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现有文件，如遇记录查询，隐私保护或者争议，请向开展这项技术的正规部门和医疗机构咨询。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