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告别，不是捐精者关上门就结束了，而是人类的精子库将最后的筛查，知情同意与保密责任说清楚。
这次谈话一般发生在捐精过程结束的时候，重点并不是挽留，也不是问个人隐私，而是确定后续精源如何管理，哪些事情仍需联系本人
首先说最容易误解的一点，捐精者不是将精子交给一个家庭，也不是与受者建立私密关系。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和保密的，供精的使用需要经批准的辅助的生殖机构来完成，受者和捐精的人原则上不能相互识别。
因此，告别谈话不允许双方见面，也不提供受者的家庭身份，联系方式或者治疗的细节。
谈话中首先要核实的是身份，联系方式以及以往健康情况。
如果捐精人在捐精期间发生新的疾病，遗传病线索或家族健康史变化，应如实告知精子库。
这并非是为了给自己贴标签，而是由于冷冻样本加入供精管理之后，有关健康信息会影响样本复核，暂停使用或者风险评估
有些信息要在结束之后再进行更新，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子库留下了有效的联系方式。
第二层为样本的去处。
按照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进行样本的检测，冷冻保存以及质量管理，是否进入到可供精源，需要机构依照现行规定进行审核，不可以由捐精者自己决定去向
检测不合格样本一般不进入供精阶段，具体处理依据机构制度、同意文件及现行管理规定执行。
即使样品合格，也不代表可以无限次使用。
精子库应按供精管理规定记录样本，供精对象及使用情况，并执行精源使用限制、捐精次数限制等控制措施。
这些限制目的是减少同一个精源在不同家庭中被过分使用的风险，并便于以后监管与追溯。
捐精者告别时可询问与自身相关的管理规定，但不可要求查询受者名单，也不可指定样本给一个个人或者家庭。
第三层为知情同意的界限。
捐精之前签署知情同意的文件，不仅说明采集与检测过程，还包括隐私保护，样本保存，供精使用及信息管理等。
告别谈话需要确认这些内容，特别是说明捐精者个人信息是由谁保管、何种情况下可以依法提供，以及在发生健康危险的时候如何联络。
个人的信息保护法规定对健康信息这类敏感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必要，正当和安全的原则，精子库不能将捐精者的资料当作一般客户名单来使用。
但是保密并不能完全阻止一切。
如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或者涉及到受者和后代的重要健康风险正式程序需调取信息，机构应按权限和程序进行办理，而非个人私自决定。
这也是为何告别的时候不能轻易地说“永远没有人能够查到”。
另外，捐精者可能问，离开后能否反悔，或要求追回已供精的样本。
这件事情不能用一个“可以”或者“不可以”来概括，需要看签署知情同意的文件、样本的阶段以及现行的规定。
还没有进入到后续使用的样本，是否可以提出变更或者撤回申请，需要人类精子库依据文件及制度进行审核。
已经被依法用来辅助生殖的一部分，涉及到受者权益，出生后代健康利益以及供精管理的连续性，不能仅限于捐精者的单方面意愿。
有争议的，可向原精子库申请正式咨询或者申请，由机构依程序记录核验答复。
如果跨省调配，也不能将“样本离本地”理解为失管理。
跨省调配需要在有资质机构间按审批、备案及质量管理规定进行，不可以个人携带，私下转交或者中间人撮合。
人类的精子库资质，设立审批，年检与监管，决定了谁能保存和供应精源。
因此，告别谈话的意义不是说几句漂亮的话，而是将责任链交代清楚。
出现健康信息漏洞、样本记载错误或者违规供精等情况，追查应该落实到采集，检测，保存，调配以及使用记录上，而不是由捐精者与受者自己承担。
我个人认为，最应该在此次谈话里问清楚的是三件事情，自己的信息是谁保管的，样本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进行管理，出现新的健康信息之后应该通过何种正式渠道予以告知。
至于网上说可直接联系到受者，购买精源或者绕开精子库，都不是合法的供精途径。
非法渠道受法律保护，健康筛查，身份保密及后续责任无法保障。
转身可以流程结束，但不是管理消失。
看告别的时候是否有书面的同意、正式的记录以及明确的机构的责任，比听说工作人员说以后不会出问题更可靠。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