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是精源真的很多没有人需要，而是捐精者分散、受众需求分布与合规使用的能力不匹配。
人的精子库中的“过剩”一般表现为冷冻的样本积压，或者一些捐精的样本已达到精源的使用上限，但没有在本地进行匹配。
精源不可能像普通的商品那样从一个地区自由流向另外一个地方，因此区域之间一边紧张，一边库存多，并不稀奇。
首先看捐精者是从哪里来的。
人类的精子库建立需要经过审批，一般由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运作，招募的范围、交通方便程度、校园以及城市的人口结构都会影响到捐精者的数量。
大城市、大学和人口集中地区，招募宣传更易接触目标人群，初筛人数当然会更多。
但是初筛通过不代表能够供精。
捐精者需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进行健康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以及遗传方面的评估，部分样本还需经过规定复查和保存的流程。
经过这些步骤之后，真正进入到供精管理系统的样本将会少于最初报名者。
问题是，捐精者的数量多，并不代表当地辅助的生殖机构消耗精源也多。
需要供精家庭受年龄，婚姻与生育状况，医学指征及医疗机构的接诊能力等影响，分布不均匀。
有些地方辅助生殖需求大，但合法供精资源不足。
有些地区招募力强，精子库有完整冷冻样本储存，但实际使用量并未同时增加。
这就形成第一层错位，精源生产地与使用地不同。
第二层错误，出现在样本“能否使用”上。
供精不是用一管冷冻的精液就能直接进行受精，医疗机构需依据受者的情况，医学评估以及供精管理的规范来使用。
样品需经身份编码，质量检测，冷冻保存及出入库记录，使用过程需符合双盲及知情同意等条件。
受害者也不能自愿指定捐精者，也不能要求查询捐精者可识别个人资料。
因此，库存中看起来数量很多的样本，不一定都适合现在的受众，也不一定在同一个时间段使用。
有些样品的检测项目，质量指标或者遗传风险评价结果，并不一定和每个受访者的医学需要相匹配。
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限制，即同一捐精者供精次数与精源使用的上限。
设置上限并非是减少资源的利用，而是为了防止近亲婚配的风险，保护后代的健康，同时便于人类的精子库追踪与管理相关的记录。
当某个捐精者的样品达到规定的上限之后，剩余的冷冻样本不得再无限扩大用途。
这些样本也许仍然保存着，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能够继续为更多的家庭提供精力。
第三层的问题，是区域调配与监管边界问题。
人类的精子库之间不是一般的仓储公司，精源跨省，跨区域流动包括设立审批，质量责任，冷链运输，信息保密，伦理审查及使用追踪等。
无相应的审批与管理依据，机构不得自行将精源交由外地个人或者机构，也不得从私人渠道进行所谓的库存消化。
跨省调配要是确实需要的话，也应该由有资质的机构依照现行的规定办理，并由相关的卫生健康部门和机构做好责任衔接工作。
这里的难题是，精源要流动起来，又不可以失去可追溯的性。
从捐精者署名知情同意起始，到样本编码，检测，冷冻，出库，受精使用及资料保存，每一步都需留记录。
一旦离开人类精子库及经批准的辅助生殖部门，双盲，保密，检测与使用上限将无法落实，非正规渠道亦无法受保护。
因此，所谓的“有些地方过剩”,不能光看冷冻库里有多少管样品。
还需要看这些样品是否通过合规检测，是否处于有效管理的状态，是否满足目前医学匹配的条件，以及是否已受捐精次数的上限和精源的使用上限的约束。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判断哪个地方是“精源不足”,不要只看网上的库存传言，也不要把“可以招募到捐精者”当作“可以随时提供精品”。
更准确的判断方法，是查询所在省级的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相关机构信息，然后向经批准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的生殖机构咨询供精范围，办理流程以及现行的政策。
如果有人要求个人直供精，绕过筛查，或指定接触捐精者，并非所谓的资源更充足，而是监管的风险已出现。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