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不能等到孩子长大后突然宣布，也不能在婴幼儿期讲完复杂的制度。
更好的做法是，从孩子懂得家庭关系开始，用适合年龄的话语逐步说明，使“自己是借助供精助孕而来到这个家里”成为可以继续谈论的话题。
很多家庭都不说，怕孩子受伤，怕他问捐精者，也怕亲属知道后发生变化。
这些顾虑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隐瞒本身也有风险。
孩子如果偶尔听到亲属的议论，翻到病历或者看到辅助的生殖材料时才知道，受到冲击的不仅是精源来源，还有对父母的信任动摇。
这里先将大家常说的真相拆开。
大家一般都这样说，供精助孕的家庭不说，孩子就不知道，或者长大了再说也来不及。
制度其实是这样的，精子库有供精管理，保密与双盲等要求，捐精者和受者家庭不能自建供受关系，精源使用也要登记、复核与监管。
这些规定说明的是捐精者，受者与医疗机构的界限，并不代表家庭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孩子。
为什么会流传歪曲，主要是将“捐精者的信息保密”理解为“孩子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经过”。
精子库存储的是与供精，筛查，冷冻样本以及使用相关的医疗和管理资料，个人信息受到隐私和个人保护规则的约束。
受访者家庭能获取哪些资料，孩子将来能否查询哪些信息，都取决于现行规定，办理主体及具体材料，不能将网络传闻视为承诺。
父母可告知孩子出生过程，但不可擅自找捐精者，向个人索精源，或公开精子库档案给亲友。
第一阶段无需说太多医学术语。
对于幼儿来说，有的家庭要求医生、精子库帮助，爸爸妈妈很希望你，所以接受了提供精子助孕。
孩子问“谁是我爸爸”可区分生活中父亲与提供精源捐精者。
父亲是养孩子、陪伴家庭的人，捐精者是提供精力帮助别人生育的人，两个身份不可混淆。
这并非编故事，也并非贬低任何一个人。
到了学龄，孩子往往会问自己为何要这样的帮助，父母可以说明受精，辅助生殖以及精子库的主要作用，但无需将捐精者可识别的信息作为谈话的内容。
如果孩子不想听，父母可以暂停一下，告诉他以后可以再问。
关键不在于一次讲完，而在于让孩子明白这件事可以提起，不会带来责备或者沉默。
到青春期后，孩子可能更在意遗传、健康以及身份认可。
这时可以说明，供精之前一般会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进行健康评估，医学筛查以及相关审核，但是筛查不能排除未来所有的疾病风险。
精源使用受管理规则限制，如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样本的登记以及随访等，具体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父母不要为安慰孩子，夸大捐精者学历，外貌或遗传因素。
更不要说你比别人更加特别，将供精包装为秘密的身份。
孩子问能否知道捐精者为谁时，不能由家人自行回答，也不能说成年后一定会见面。
中国人的精子库管理注重保密与规范使用，相关信息查询，变更或通报需由有权限机构按程序办理。
如有出生缺陷，遗传风险或以往供精信息，家庭可向辅助生殖正规医院及人类精子库进行咨询，由工作人员根据档案及制度予以说明。
这里需要提示一个容易忽略的环节。
接受供精之前，受者一般会接触到知情同意，保密安排，样本使用以及随访等内容，家庭最好是在当时讨论以后怎么面对孩子，而不是等孩子提问后才临时决定的。
知情同意不代表父母可以替孩子永远保守秘密，也不代表可以带回机构资料随便传播。
亲属也要告知边界，特别是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不是亲生”这样的话刺激或者否定他。
如果家中意见不一致，先把谁知道，哪些内容不说，孩子提问时如何回答写清楚，比反复吵架更有效。
具体执行会受到当地的机构流程以及现行文件的影响，各地做法不一样。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哪里。
出在父母将保密理解为沉默，将保护理解为替孩子决定所有人生故事。
我个人认为早些，分阶段，讲事实，比成年之后突然摊牌要少些伤害。
判断时机是否恰当，取决于三点，孩子是否已能够理解基本家庭与出生概念，父母是否能够稳定地回答问题，回答是否契合精子库与辅助生殖的实际制度。
若三个条件不具备，可先准备，不必急于解释。
如果孩子开始反复问，就不要继续以“以后再讲”的口吻推开。
涉及具体的出生记录，精源信息或者医疗风险的时候，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去核实，也不要用地下供精或者非法买卖的精源来补充所谓的真相。
非法渠道受法律保护，可能损害双盲与保密要求，也不能确保筛查，冷冻样本的管理和后续的责任追究。
真正要确定的内容，请向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人类精子库咨询，以书面告知及现行公开文本为准。
告诉孩子并不是一个揭开秘密的过程，而是在真实的、适龄的和有界限的前提下陪他慢慢理解出生的故事。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