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者之所以后悔，往往并非是由于“捐精”这三个字一下子变得不道德，而是由于当初对于精源会如何使用、自身会承担什么样的心理后果，想得不够细致。
当人类精子库进行筛查并获得知情同意的时候，流程往往被理解为一次检查和一个决定。
真正走入生活的，或许是几年之后才出现的想法，例如“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与我有遗传关联的孩子。”
这种迟到的不适，并不代表捐精者的问题，也不能推测供精家庭做了什么。
首先说清楚制度边界，正规人类的精子库并非将捐精者与受者撮合起来，而是在精源的采集，检测，冷冻样本的保存以及供精的使用之间进行隔离。
捐精者与受者一般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供精过程实行双盲、保密管理，具体执行以现行规定和机构告知为准。
因此，后悔的最常见来源，并非是一次受精的过程本身，而是捐精人对于“遗传联系依然存在”的新认识。
有的人当时只是将其视为生物材料捐赠，后来成家，生育，或接触儿童成长的话题，才知道自己的感受会发生改变。
也有人担忧，自己将来会不会在不知情情况下遇到有遗传关联的人，或担忧对方家庭怎么看待捐精的人。
这些担忧可以理解，但是不能用它们代替法律和医学的事实。
人类的精子库依据精源使用的上限、捐精的次数和供精管理的规范来管理样本，并非是捐一次就可以无限使用，也不是捐精的人可以自己追踪样本的去向。
样本保存，检测，出库及使用，需经质量管理，身份核验及记录保存，精源调配受监管要求限制。
不同的地区和机构具体文件有所不同，不能将网上个别说法视为全国统一的规则。
另一种后悔，来自于对筛查结果与遗传风险的错误理解。
捐精之前的医学筛查，是为了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评估精源的质量和安全风险，但是医学检查不可能保证未来出生者不会有疾病。
遗传因素多样，检测项目有范围与边界，捐精者若后来知道自己或家族有健康信息，可能担忧会不会影响到已使用精源。
这个时候不可以私下联系受害者，也不可以要求机构说出受害者或出生者的身份。
合规的做法是将新的，与健康有关且可能对精源安全造成影响的信息，按照机构的规定通知人类的精子库，由机构根据质量管理，医学评估以及监管要求进行处理。
是否停止使用，复核记录或者采取其它措施，应由有资质机构及专业人员决定。
另一种后悔是对保密与知情同意界限的误解。
知情同意并不是签字就可以结束的，它需要让捐精者知道筛查的内容，样本保存与使用的基本规则，个人信息的保护，退出或者改变意愿的办理界限，以及可能面临的心理压力。
但同意并不代表捐精者可以任何时间、任何方法追回已依法进行供精的样本，是否可以变更意愿，对应哪些还没有使用的样本要看签署的文件、样本的状态以及现行管理的规定。
因此，后悔之后最不应该去找中介，买卖精源，或者绕开双盲与保密去找受者。
非法渠道受法律保护，身份，样本来源，检测真实性及出生者权益均无保障，或有违法的嫌。
如果后悔的主要是焦虑，内疚或者反复担心的话，捐精者可先向原人类的精子库问问自己知情同意的记录，样本状态以及机构规定可以办理的事项，必要的时候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咨询心理。
心理咨询并非为劝人继续捐款，也非为机构减轻责任，而是帮当事人分清事实、猜测与情绪。
如果觉得知情同意不足，个人信息被泄露不当或机构未按规定处理，可保留告知书，检查记录及沟通材料，向机构投诉，或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
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后悔了，可以先问三点问题。
我担忧的是遗传关系本身，还是担忧信息泄露，样本使用与健康的风险。
我要改变的是没有完成使用样本的意愿，还是想要获得受者与出生者的身份。
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再按照人类精子库正式的答复来处理，不要通过网络传言为自己增添一个不存在的结局。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