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多年之后的释然，往往并非是“什么也不在乎了”,而是终于确定这件事情已经被放回到它应当处于的制度地位。
捐精者现在面临的，往往是一张知情同意书，一个个筛查和冷冻的样本管理，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查看的私密关系。
人决定捐精的时候，想的是健康评估，时间安排以及补偿问题，几年后回想起来，反而会问精源去哪里了，是否被使用了，自己是否要承担一种看不到的责任。
这种心理改变很常见，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后悔或高尚。
人类的精子库制度设计，首先是将捐精和受者家庭的生活隔离开来。
捐精者经身份核验，健康筛查及必要医学评估后，知情同意后提供精液样品，样品进入编号，检测，冷冻保存及质量管理过程。
合格精源是人类精子库依据供精管理规定使用的，不是交给一个家庭，也不是捐精者自行决定去处。
双盲与保密要求的关键，并非刻意营造神秘感，而是防止捐精者，受者家庭与未来出生的子女之间存在未经制度许可的私人关系。
因此，捐精者多年之后最易获得的释然，往往来自于一句话，自身的责任已经在合规捐精，真实告知以及必要配合的范围之内。
他不会抚养受者家中的孩子，也不会因为提供了精源而自然得到对方家庭探视权，决定权或者亲属的身份。
同样，受者家庭也无法将捐精者视为可私下联系生物学的父亲。
但释然不是签字后马上出现的。
捐精者或许在看到身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忽然意识到自身提供的精源或许参与了受精，因而产生陌生感，甚至担忧将来身份混淆
也有人担忧自己遗传信息会被滥用，或者担忧多年后健康状况发生变化，但不知道该向谁报告?
这些担忧不能用一句“已匿名了”解决。
根据现行制度，人类精子库负责对捐精者的资料，样本编号，检测结果及使用情况的管理，相关信息受保密及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的约束。
捐精者若后来发现有可能对后代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的医学信息，合规方式是向原人类的精子库或者相关正规医院报告，由其按规定进行评估、记录及处置。
这不代表捐精者可要求查看受者身份，也不代表机构可以将受者家庭状况反馈给捐精者。
精源使用还受质量控制和使用上限以及追溯管理的约束，具体执行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人类的精子库不是一个只收集样品的冷库。
它需要有相应资质，按照设立审批及年检等相关监管要求，接受卫生健健行政部门的监管，并按规范进行筛查，复核，冷冻样本的保存，出库以及记录的管理。
出现样本的质量，信息记录或者健康风险的问题，责任也不是通过捐精者与受者家庭私底下解决的，而是回到机构的记录，医学判断以及监管过程中。
跨省调配也不能以个人意愿为准，是否可以调，由谁审批，如何留痕，取决于现行规定及当地执行的文件。
这套制度存在一个令人不舒服、但是很必要的界限，即捐精者往往不知样本最后对应哪一个家庭，也不知出生了多少个孩子。
大家通常将这种不知道视为失去控制，制度就是通过限制无谓的信息流动来保护各方的隐私和家庭的稳定。
传说之所以容易将心理问题说的很重，往往是将生物学遗传关系与法律上亲子关系以及现实中家庭责任等同起来。
两者不一样。
捐精的人多年后能够释怀，一般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感情，而是他逐渐区分了遗传贡献，医疗供精，家庭养育与法律身份的界限。
当然也有人不舒服，这也不代表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
知情同意的是当时对于流程，保密，样本使用以及可能的后果有真正的理解，并非要求一个人确保未来几十年的情绪始终不变。
如果这种恐惧已经影响到睡眠，工作或者现实关系，应当向正规医院的专业人员进行咨询，而不是在网上寻找受害者的信息，也不可以通过地下的供精、私下的交易或者其他方式来确定身份。
非法渠道受法律保护，精源质量，传染病风险，遗传风险及个人信息无保障。
判断一个是否真正释怀，取决于他是否还在不断追查未知的身份，而非他是否口头表示“没关系”。
也可以返回最初保留的知情同意书和正规机构的记录，确定当时签署的文件、机构资质及后续联系方式。
具体还要看当地的文件以及个案记录，但是有一条是可以先记住的，捐精后心理问题最后需要清晰的制度界限和正规记录管理来放置，而不是猜测。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