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之后回家途中的沉默，往往不能直接理解为后悔，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完成了件好事”般的轻松。
那段沉默更像一个人将刚才经历的筛查，知情同意，采集与隐私确认，重新放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消化。
捐精者面临的并不仅仅是一次样本的采集，而是精源，遗传信息，未来可能出现的受精结果，以及自己和陌生家庭关系边界的暂时想象。
有的人觉得平静，有的人感到别扭，有的什么感觉也没有，这些反应都不能说明他动机高尚或者不稳定。
人类的精子库设有双盲与保密制度，就是为了使捐精者不必知道受精者是谁，也不让受精者知道捐精人是谁。
但是制度隔开身份，并不意味着人的头脑会自动消失。
捐精者或许在离开之前只是想着流程是否完成，走到路上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冷冻的样本进入了供精管理系统，经过检测与保存后，在符合条件辅助生殖过程中使用。
这个时候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不奇怪。
真正要分开看的是情绪反应与法律、伦理的关系。
有的人沉默是由于第一次面临遗传延续的抽象问题，有的人担忧个人信息被泄露;也有人在反复确认，自己是否真正理解知情同意书里有关样本的保存，使用范围，健康信息的记录以及保密管理等内容。
还有人是回忆筛查结果，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某项检查而被拒绝，或者担心将来样本的使用会对别人产生影响。
这些想法不一定说出来，由于捐精本身是隐私的，很多人都不会在家人，伴侣或者同事面前说。
人类的精子库流程设计，重点并不在于判断一个回家后是否开心，而在于提前确定他是否具备理解能力、是否在无胁迫下作出决定、是否进行必要健康以及遗传风险的评估。
涉及材料和记录，应由有资质人类精子库依规保存和管理，不得个人私下转送精源。
精子库的资质，设立审批，人员与实验室条件，样本标识，冷冻样本的保存和使用记录，都是监管链条中的一环。
这一链条的意义在于，使样本从采集至使用均有记录可查，出现问题可追溯责任，而非依靠捐精者与受者相互信任。
供精一般需要受适用供精管理规则的约束，样本使用需要经过相应的审核，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不能由个人自行决定。
具体数值及执行方法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所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因此，回家之后的沉默也有可能是一种现实的落差。
在采集室中，工作人员说的是筛查，编号，保存与合规使用，离开机构之后，捐精者想起的或许是一个并不熟悉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未来的孩子。
制度上，捐精者并非受精后的孩子普通的监护人或者法定的父母，供精也并非个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方式。
这并不代表情绪必须压下去，而是表示情绪不能自动改变双盲，保密以及受众知情同意的制度界限。
如果捐精人员在流程结束之后产生了明确的后悔，持续的焦虑，或者发现他们当时并没有理解重要的内容，应尽快向原来的人类精子库反映情况，由机构依照现行规定解释样本状况、后续管理以及可办理事项。
能否撤回，撤回会影响到哪一个环节，不能通过网上的说法来判断，需要看已签署知情同意的文件和现行的管理规定。
如果只是在回家的路上安静一会儿，不需要解释为道德问题，也不需要强行给自己打上“无私“或者“冷漠”标签。
判断此次沉默是否需要处理，关键取决于三个事实:是否自愿，是否真正了解知情同意的内容，是否对于样本管理与保密安排仍存在不能接受的疑问
前两个不确定或者第三个一直存在的话，直接找有精子库资格的正规机构确认，不要找地下的供精或者私人转交的方式。
非法渠道受法律保护，样本来源，健康筛查及隐私无法保障。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