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家庭秘密，说出来的日子发生了什么?
真正的发生，往往不是精子库忽然打开档案，是家庭成员首次将出生事实，精源来源与亲子关系放在一张桌子上谈。
这一天对于家庭很重要，但不改变人类的精子库已完成身份隔离，样本管理及隐私保护过程。
大家通常将“说出”理解为揭开捐精者为谁。
制度实际上将两件事分开来看，家庭可以告诉孩子受孕的方法，精子库仍然需要保护捐精者与受者家庭。
因此，孩子听到的常常是“你通过供精来辅助生殖而出生的”,而不是一个可以查询捐精者的姓名、住址以及联系人的档案。
很多家庭的真正担心的是孩子是否觉得自己被骗了，夫妻关系是否被重新解释了，或者是否孩子马上要求了解更多。
这些担忧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因为孩子年龄、家庭的沟通方式以及当地的执行情况不同。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供精家庭在做出决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去人类的精子库办理公开手续，而是在家庭中开始承担起解释出生的责任。
人类的精子库保存着供精的记录，筛查的资料以及冷冻样本的使用信息，这些信息受到保密和个人的信息保护的限制。
捐精者进入捐精程序之前，需接受健康的评估以及相关的筛查，并经知情同意，精子库还需按规范进行样本的检测、保存以及使用管理工作。
受者家庭在接受供精的辅助生殖的时候，也应当对正规的医疗机构以及人类精子库进行知情同意，知道供精的性质，流程，可能的风险和保密措施。
这些文件意义在于将谁能够接触资料，什么信息可以保存，样本如何使用以及出现问题由谁来追溯，提前固定。
他们并非要求家庭一直沉默的封口协议，也并非孩子被告知，精子库需要交出捐精者的身份授权书。
双盲与保密首先是解决供精过程中身份隔离问题。
捐精者往往不知精源最后用在哪一个家庭，受者家庭也无需从精子库中获取捐精者可识别的身份。
这个界限不会因父母告诉孩子事实而自动消失。
孩子明白自己是供精家庭，并不代表孩子知道捐精的人是谁。
如果孩子再追问，家长可以说到哪一步，取决于现行规定，知情同意的文件以及精子库能够依法提供信息的范围，不能将网络传言视为机构承诺
精子库不能因家庭情绪紧张而绕开保密制度给出个人联系电话、原始身份证或其他可以识别的信息。
反之，家庭也不应将捐精者包装为等待寻找的生物学父亲，也不应通过不正规渠道买精源或私底下联系所谓的捐精者。
地下供精无合格筛查，样本冷冻及追溯保障，当感染传播，亲子争议或者隐私泄露时，相关人员常既难维权，又可能承担法律后果
“讲出来”后，孩子或许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题是，我为什么要用供精出生?
这要求家长如实说明不孕不育的治疗及辅助生殖背景，但不必将夫妻的所有病历，捐精者的筛查细节或者其他亲属的隐私一一摊开。
第二问题是，谁是我父亲。
家庭可分养育关系，法律关系，遗传来源，不要以含糊的口吻回避，也不要贬低捐精者来维系家庭关系
第三问题是，我能否查到更多的东西。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由监护人或者本人向提供相关服务的专业医疗机构，人类精子库以及卫生健康部门咨询现有流程，以官方回复为准。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不同的文件形成的时间，具体的信息可能会有执行的差异。
有些父母将此事拖至孩子成年，理由是担心孩子承受不住。
也有的家庭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以可以理解的口吻逐步说明，防止孩子从亲戚吵架，病历，基因检测或者偶然的听闻中突然知道。
这两种方法不能简单地贴上对错的标签，但是一旦从别人那儿听到，往往比在稳定的关系中逐渐了解更容易引起不信任。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忽视的并不是“何时说”,而是说完后能否继续回答。
供精家庭秘密一说出来，并不意味着当天必须准备好所有的答案。
家长可以告诉孩子，哪些信息目前可以确认，哪些需要去正规的机构核实，哪些是捐精者个人隐私，不可以因为好奇而被突破。
如果孩子有明显的情绪问题，相关的心理支持应该由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不能将短视频中的测试或者所谓的寻亲方案作为医疗和法律的依据。
对于家庭而言，可以先看看当年签订的知情同意书、辅助生殖的病历及精子库的正式文件，然后提出具体的问题。
对于机构而言，供精记录，精源使用限额，捐精次数限额，样本去向及质量追溯，均应依照现行的供精管理规定进行年检，监管与伦理审查
这些要求的目的是防止遗传的风险失控，也防止一个捐精者精源被无限使用。
因此，说出秘密的日子，改变的是家中成员的信息关系，而非捐精者身份界限，也非既有精源管理记载。
判断一个事情是否合法，可以看三个方面，是否来自于有精子库资格并经过设立审批机构，是否获得书面的知情同意，是否可以通过正规途径说清楚信息来源及查询界限。
只要承诺“可以查到捐精者的真实身份”,可以绕过双盲或直接向个人供精的做法，都不是受法律保护供精的过程。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