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家的秘密，一次决定说出来。
供精家庭是否要告诉孩子受精的来源，真正困难的不是选择一个时机，而是先弄清楚家里需要公开的是什么。
供精包括捐精者，受精者，医疗机构，以及将来出生的孩子，任何一方知情的界限都不能由家庭成员随意猜测。
在中国的现行管理体制下，供精治疗实施严格的保密与双盲管理，捐精者和受者不能互相识别，精子库也不得将捐精者的身份直接交由家庭。
但是不向孩子公布捐精者身份，与不告诉孩子曾接受供精并不是同一回事。
前者是精源管理与个人信息的界限，后者更多的是家庭如何解决亲子沟通，医学史与身份认同问题。
大家一般将这件事说成一句话，好像只要当年签署了保密文件，家里以后就不能说。
制度主要保护的是捐精者，受者以及相关的医疗资料可识别信息，并不代表为家庭规定每个家庭成员的一生都要沉默。
知道同意书的意义是让接受了供精的夫妻了解治疗的方式，可能面临的风险，资料管理以及保密要求，而不是代替他们做出未来所有亲子教育的决定。
也有的人反过来说，孩子长大以后只要有要求，就应该由精子库告诉捐精者。
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是碰到的是另外一个权利，捐精者在筛查和捐精的时候，也是在现行的保密制度下做出的决定，相关的身份资料不可以由机构随意打破原有的规则。
因此，家庭可以谈论是否告知孩子出生是供精，但不能将这件事理解为可以自己查找，联系或公开捐精的人。
非正规途径尤为危险，由于私人之间的精源交易不具备人类精子库的资质，也无规范传染病的筛查，遗传风险的评估，冷冻样本的管理以及使用的记录。
出现健康损害或者亲子争议，非正规渠道一般既不能证实样本来源，也无法证明当时知情同意，更无法按照监管要求追究责任。
合规的供精只能在设立的审批人类精子库以及获准进行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间进行，精源的保存，运输，复核以及使用均需留痕。
医疗机构也要按照供精管理规定核对受访者的资料，执行双盲的要求，并按照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等规定管理近亲的风险。
这些限制并不是为了使家庭永远保持秘密，而是为了防止捐精者识别，防止同一精源混乱使用，也防止孩子因出生方式被放置在可追踪个人关系之中。
家庭最易忽视的是，将“说出来”视为一次性的宣布。
如果孩子偶然发现病历，听到亲属争执，或成年后发现遗传检测中的信息，突然被告知，冲击往往不仅是供精本身，还有长期隐瞒所带来的不信。
这不代表所有的家庭都必须马上公开，也不代表越早说就越好。
孩子理解能力，家庭关系，以往沟通方式，还有是否要说明相关的医学史，都需要父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仔细考虑。
在进行具体解释的时候，最好将重点放置在“你是受期待与照顾而来的这个家庭”上，不要将捐精者描述为另一个父亲，也不要将受精方式视为孩子需承担的秘密与责任。
如果孩子想知道自己的出生信息，家庭可先向提供精确诊断的正规医院咨询病历保留、信息查询及隐私保护规定。
医疗机构可以说明诊疗记录，精源管理以及依法可提供信息的范围，不能为家庭编写捐精者故事，也不能绕开保密的规定提供身分线索。
有的家庭还担心，公开后孩子联系捐精者或通过网络找到所谓同源的家庭。
这时要区分法律许可查询的信息与个人自行搜集、传播别人隐私的区别，个人信息安全法保护的不仅是姓名与联系方式，还包括识别特定个体的医疗与遗传信息;
如果有人兜售库内资料，承诺查得到捐精者，或劝家庭绕开正规机构获取精源，应该将其视为风险信号，而非“内部渠道。”
如果疑似非法购买精源，泄露捐精者的资料或者违规进行供精，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涉及到个人信息以及其它违法行为的，也应当通过正式的渠道予以处理。
我个人认为，家庭最好的判断方式不是问“这一辈子要不要说”,而是问“孩子在什么阶段需要了解哪些真实的信息”。
不必将捐精者身份，精子库资料与家庭经历混为一谈，也不要说孩子一定会得到制度以外的身份。
真正需要守住的是医疗记录准确，捐精者隐私边界，孩子知道自己的医学来源需要和父母已经做出的同意。
这件事可分阶段沟通，但不能用泄漏精源资料换取所谓坦诚。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