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结论说出来:过去十年，人类精子库“储备量”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冷冻管的数量增长了多少，也没有一个面向社会公布的全国统一的十年库存表能够直接对比。
真正要回顾的是，精源由捐精者到人类精子库之后，经过筛查，检测，冷冻保存，复核与供精使用，最后还剩下多少合格，可追溯，可使用的样品。
这几个数据不是一个概念。
有些样品已入库，但还等待复检或者随访结果，不能立即用于辅助生育。
有些样本保存完好，但由于捐精者不符合后续的管理要求，检测结果发生变化，使用上限已经到了，不能再作为供精的来源。
另一部分样品用于质量管理、科研或者检测留样，并不代表可以直接给受者。
因此，问十年的储备增长，不能只问库里有多少，还要问其中有多少可用。
依据现行人类精子库的管理制度，人类的精子库既不是一般的冷库，也不是可以集中保管个人精源后自由交换的仓库。
它需要通过设立审批，具备相应场所，设备，人员以及质量管理的条件，并受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管。
捐精者在进入流程之后，需要进行身份核验，健康状况的评估，遗传方面的风险评估，传染病的检测，以及必要精液质量的检查。
这一关关系到精源能否进入储备，并非来了多少就收了多少人。
十年来，公众所感受到的首要变化，是筛查与留样管理越发强调全过程的记录。
样本的采集，编号，处理，冷冻，转运，使用，都要追溯到相应批次与操作记录中。
冷冻样本价值不仅体现在保存时间的长短上，还体现在储存条件有没有持续合格，容器和设备有没有经过维护，异常情况是否被记录及处理。
库存盘点不代表打开样本逐一检查，而是通过电子系统，实物核对，出入库记录及质量管理文档核查。
第二个改变是供精使用更加注重总量控制与风险隔绝。
人类的精子库一般不会向受精者提供捐精人的可识别的身份信息，供精管理需要遵循双盲，知情同意及保密的原则。
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和同一捐精者的样本使用管理都是为了降低近亲婚配这类群体的风险，并且在出现健康的信息更新的时候可以追溯和处理。
这些上限并非“库存不足的时候可以放宽”弹性指标，是供精管理标准中的安全界限。
受者家庭所看到的往往仅仅是一次助孕的过程，库方需同时负责样本的状态，受者的授权，医疗机构的使用记录以及后续信息的反馈。
第三个改变是储备不再是库内的事情了，而是和辅助的生殖机构，随访，监管和伦理审查联系在一起。
供精必须由经批准从事人类辅助性生殖技术工作的医疗机构进行，不可以通过人类的精子库直接给个人供精，也不可以个人自己保存后交给别人使用。
关于跨省调配的，还要看审批，协议，运输，交接以及双方的机构资质，不能将“冷链可以送到”视为“法律可调配”。
十年回顾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是退出制度。
样本如出现质量问题，信息需要修改，或捐精者后续的健康信息发生风险评估时，相关单位应按制度停止使用、通知有关机构并追溯。
这表示库存将减少，并且这种减少并不意味着管理失败，反而可能表明风险控制发挥作用了。
同样，年检，设备校验，质量抽查与伦理审查也会使一些历史样本重新评估。
公开资料一般看不到管理办法，技术规范，机构审批与监管要求，但不一定看得到每个人的精子库每年公布库存，合格率及消耗量。
原因不仅包括统计口径的不同，还包括捐精者与受者隐私的保护、商业与医疗数据的管理和不同机构公开的范围。
因此，网上将某一年份的样本数量直接与十年后数字相减，往往无可比性。
判断一个人的精子库是否稳定，要看它是否有有效精子库资质，是否一直通过年检或者相关的监管检查，供精过程是否完整，样本追溯以及冷冻设备的管理是否公开。
再看是否为卫健部门批准的辅助性生殖机构，是否明确说明知情同意，双盲保密，精源使用限制及信息反馈。
具体的储备数量以及跨省调配的具体情况，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及公开资料为准。
没有资质，避开筛查，私下买卖精子的“库存”,既不是正规的人类精子库存储备，也不受法律与医疗质量保护。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