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行监管体制下，精子库的精子源不可以个人私下出售，也不可以绕过人类的精子库直接给家庭或者个人。
这里的重点不是“是否有人愿出钱”,而是精源由捐精者入筛，保存，使用及追溯体系后，不再是私人间可随意转手的一般商品。
大家通常将“捐精要补助”、“辅助生殖收费”与“有人私下寻精源”混淆在一起，于是传成精子库在买精子。
制度实际上将这几个事情分开来处理，捐精者按照要求接受招募，体检，筛查，精子库负责样本采集，检测，冷冻保存及供精管理，医疗机构依法开展受精等相关辅助生殖工作。
受害人家庭支付的，主要是符合要求的医疗服务，实验室处理与管理等费用，并不代表购买一个捐精者身份，基因或个人的样本。
捐精者并非将精源出售给指定的家庭，供精的使用一般需要双盲、保密管理，受精者、捐精者及无权限工作人员，均不得自行指定或者交换身份证明。
人类的精子库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设立和运行需要经卫生健康部门审批，并按照规定《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参与相关的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
捐精人进入流程后，需经健康状况检查、病原体及遗传筛查等环节，具体项目及复核要求视现行规范和机构执行情况而定。
样本并不是采集完毕就可以立刻供精，精子库还需要实验室检测，冷冻保存，质量控制以及必要的复查，合格的样本才能进入到后续使用中。
每一个冷冻样品都应该有记录，内容包括采集，检测，保存，出入库及使用等，不可以用一张私人的转账记录代替。
供精受精源使用的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以及后续追踪的管理等制度限制，目的是减少同一捐精者的后代过分集中风险。
这也是私人交易最难弥补的缺口，因为个人不能完成精子库的身份核验，健康筛查，样本复核以及使用数量的控制。
有人会说，双方都同意，交易就是私人的选择。
但是知情同意并非是一张可以放弃所有的监管要求的“免责书”,供精涉及受精者、捐精者和将来出生子女长期健康与人格权益，不能仅看当事人愿意不愿意。
《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健康信息以及隐私的保护有明确的要求，捐精相关的资料尤其不可以随意收集，转发，公开或撮合交易
所谓的匿名精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基因信息或者联系方式，然后由个人选择捐精者。
这种做法会导致隐私泄露，身份冒用，样本错配以及后续的纠纷，相关人员也可能会承担民事责任，是否涉及其它法律责任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所造成的结果。
对于受害者家庭而言，私下获取的精源无正规机构质量证明及使用记录，当发生感染风险，遗传风险，样本污染或者身份争议的时候，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
对捐精者而言，将样本交给无资质个人或机构，也可能致使个人健康的资料外泄，甚至反复使用，本人不知样本后来去哪里。
对于中介而言，撮合，收款，宣传或者承诺“指定提供精”,并不是说合同写为服务费就是合法的，是否是违法要看有关部门的资质，业务内容，资金流向以及实际后果。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误解了正规供精系统是一个可自由议价资源的市场。
人类的精子库不是为双方提供线索的平台，它承担着公共医疗和生物样本的管理责任，供精的使用需要受到伦理审查，知情同意以及全过程记录。
受者在接受辅助的生殖服务的时候，医疗机构应该说明技术的适用范围，可能的风险，费用以及隐私的事项，并按照规定获得知情同意，不可以家庭自己拿一个私人样本让机构“接着使用”。
跨省调配不是一个人把精源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是熟人关系转送冷冻样品。
确实需要样本流转的，应当由有资质的机构按照供精管理的规范以及监管的要求来办理，具体的条件，审批衔接以及记录的方式以国家和省的卫生健康部门现行规定为准。
年检，质量控制与监管检查关心的是，精子库是否持续满足设施，人员，技术，伦理与信息管理的要求。
如果一个平台声称能够跳过筛查，指定捐精者，确保一次成功，或者个人直接接收精源，这些都不属于正规供精的特殊渠道。
判断是否合法，首先要看提供服务主体是否属于国家和所在省的卫生健康部门公布或者可以核实的审批范围之内，其次是否由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受者评估，知情同意以及辅助生殖的操作。
不要光看营业执照，聊天记录或者检测报告，私人检测的结果不能代替人类精子库供精资格的审查，也不能说明样本可以应用临床。
遇到疑似非法购买精源、以精子库名义进行收费或者泄露捐精者的信息时，应当保留公开的页面、合同以及付款记录，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涉及诈骗，隐私侵害等方面的情况，再依法向相关部门求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样本是不是一直在有资格的人类的精子库以及正规的辅助生殖的制度链上。
只要交易者变成了一个个人，一个中介，或者对方要绕开筛查，双盲，知情同意以及出入库记录，就不合规供精，非正规渠道不受完整医疗和法律的保护。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